论衡

王充 217人读过 全本




最新章节:卷三十·自纪篇

全部章节目录
卷一·逢遇篇
卷一·累害篇
卷一·命禄篇
卷一·气寿篇
卷二·幸偶篇
卷二·命义篇
卷二·无形篇
卷二·率性篇
卷二·吉验篇
卷三·偶会篇
卷三·骨相篇
卷三·初禀篇
卷三·本性篇
卷三·物势篇
卷三·奇怪篇
卷四·书虚篇
卷四·变虚篇
卷五·异虚篇
卷五·感虚篇
卷六·福虚篇
卷六·祸虚篇
卷六·龙虚篇
卷六·雷虚篇
卷七·道虚篇
卷七·语增篇
卷八·儒增篇
卷八·艺增篇
卷九·问孔篇
卷十·非韩篇
卷十·刺孟篇
卷十一·谈天篇
卷十一·说日篇
卷十一·答佞篇
卷十二·程材篇
卷十二·量知篇
卷十二·谢短篇
卷十三·效力篇
卷十三·别通篇
卷十三·超奇篇
卷十四·状留篇
卷十四·寒温篇
卷十四·谴告篇
卷十五·变动篇
卷十五·招致篇(已佚)
卷十五·明雩篇
卷十五·顺鼓篇
卷十六·乱龙篇
卷十六·遭虎篇
卷十六·商虫篇
卷十六·讲瑞篇
卷十七·指瑞篇
卷十七·是应篇
卷十七·治期篇
卷十八·自然篇
卷十八·感类篇
卷十八·齐世篇
卷十九·宣汉篇
卷十九·恢国篇
卷十九·验符篇
卷二十·须颂篇
卷二十·佚文篇
卷二十·论死篇
卷二十一·死伪篇
卷二十二·纪妖篇
卷二十二·订鬼篇
卷二十三·言毒篇
卷二十三·薄葬篇
卷二十三·四讳篇
卷二十三·间时篇
卷二十四·讥日篇
卷二十四·卜筮篇
卷二十四·辨祟篇
卷二十四·难岁篇
卷二十五·诘术篇
卷二十五·解除篇
卷二十五·祀义篇
卷二十五·祭意篇
卷二十六·实知篇
卷二十六·知实篇
卷二十七·定贤篇
卷二十八·正说篇
卷二十八·书解篇
卷二十九·案书篇
卷二十九·对作篇
卷三十·自纪篇
作品导读

作者简介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

内容简介

《论衡》是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的重要著作。两千年来,《论衡》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奇书。王充一生著述甚丰,先后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书。这些书都是批评性极强的哲学著作,大多已失传,唯《论衡》流传至今。读《论衡》,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王充坚持“疾虚妄”的旗帜,敢于“违诡于俗”、“考论虚实”的严肃批评精神,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另一方面,从王充自陷入矛盾的理论思维教训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的理解。本书所据底本是《四部丛刊》所用之明通津草堂本,陈蒲清先生点校,又据几种通行本予以订正。该书纳入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系列。

短评

读《论衡》的收获

最大的收获就是,就对自信心的培养

这本书,上学的时候就想过去读,但是每次都是读到半截就没后劲了。其实,应名是叫半截,压根就没读到过一半上,一般就是读个三五篇,最多的一次读了1/4过一点不到1/3,就彻底的交代了。于是渐渐的,这本书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永远的痛,碰都不敢碰,想起来就是满背的冷汗一身的鸡皮疙瘩

其实我读书,很少是按照着一页一页的顺序去读,也罕见循序渐进。譬如读诗,我也算是曾经通读过自风骚以来的历代诗歌,但是压根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去读,而且也从来不专门的思考和理解,只是一页一页的把书都翻过去,让字在眼前过一下,或者该叫做“看书”才比较名副其实。一本诗经读下来,记得的没几句,汉乐府也过了一遍,照样几乎没怎么抓住核心上的意义,南北朝的作品也只是留下了个大略的印象,流光溢彩的全唐诗全宋诗全宋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篇一篇的走,但也还是只能叫做看看而已,不能算是读,觉得有意思的也不过几百首而已。至于后来的元曲小令明清诗词之类,由于时间问题,因缘际会,最终也只读了选本——其实我是不爱读选本的,总觉得那是如Baken所说的“如水经蒸馏”,没味道了(同样的理由,我读古书,固然注解是要查查的,但是却也不喜欢读什么传论训,因为这些东西很难说是不是写书人的实际思想,没准还被注解的人给带到了歪路子上。所以我在专门读注解的时候,一般都是不去想原文的,只把这个当成注书人的思想,而不是书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只要有可能,就读全集,读原典,然后自己去想,一篇一篇的过,纵然大部分都成了浮云,但是我都把这解释为“这个阶段的我不具备这样的欣赏眼光,也是因为我这时候还不需要这样的作品”,而丝毫不觉得遗憾——也许确实,我的眼光并不合古人的意吧,就比方我看上的唐诗里,竟然多半不入三百首之选,三百首里也有大量的我不喜欢的篇章。而且我也不曾先读什么诗话词话之类的文学理论著作来打打基础,这固然能够少去了被误导的机会,但也多了几分走火入魔的风险,可谓是危机四伏了。所以我一直把目前的这种在所有领域里都有所修行但却也都处于浮学无根的结果现象归咎于这种盲目而且无序的读书——所以前不久换门的时候就刻意的追求一个按部就班……事实证明,这个方式也确实是不适合我,这么搞,我连点浮学都落不下。此为另话

这次苦熬了几个礼拜,把论衡给拿下,也是本着不循序渐进,硬着头皮强上霸王弓,看不懂就过,啃不动就吐,不求细节,只要大揽,所谓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么着一气下来,固然在系统的理解上还是有很多的漏洞,但是也留下了关于王充这个人和论衡这本书的一个初步的粗浅的印象

与某出版社的朋友聊天,说起了一些相关的话题,他建议我整理出来,我便给了他一份笔记。后来,其中的一小部分留用刊发,大段的文字却都不合时宜——呵呵,难怪我崇拜苏东坡呢,果真也是一脑袋的不合时宜——而被裁减。于是干脆,我便再加丰富,扩充内容,留之在此

其实说来也是很奇怪,我在读论衡的时候,脑子里不断蹦出来的人物,不是王充,而是李白。大概,我对这两个人,都存在一定的误解,而且竟然还都殊途同归的误解到了一块去。其实谁都不大可能把这俩人联系到一起去:李白,那是何等的文章华美,词句瑰丽,奇妙的幻想,精彩的夸张,天才大文豪,而王充,则喊出了“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这就是直接而且明确的在反对这种夸张想象奇妙灿烂的写作手法,可以说,这俩人,那不但不只是在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跑不到一起去,而且是在彼此逆行,是对着干的。当然了,有人说王充反感文章写的华美,那是因为他自己写不好。呵呵,确实,王充的文章确实不好读,这也是我每次都读不下去的原因之一,就是,太费劲了,毫无“气机流走者”以吸引眼球,而且思路缜密奇特,一个一个的精彩玄妙的结论和振聋发聩的口号此起彼伏,可以说内容的密度非常之大,这在当年那个读书为了好玩为了有趣的我,绝对是欣赏不了的。但是说王充一定就是因为自己写不好文章,于是才说文章不要写的华丽,这个似乎也缺乏证据,谁知道人家是不能还是不为呢……此话后面还要再说,姑且悬在这里

就先说说李白吧,既然前面也说了点关于读诗歌——其实,诗歌诗歌的,我们都这么说,诗和歌可能还真的不一样,此亦为另话——的那么多废话,那么现在再说说李白,倒也不算是浪费。一直以来,我和朋友谈起某个时代的诗歌和诗人,或者诗人和作品对时代的意义,或者诗歌发展的各种倾向和艺术审美上的规律,我都会极力的回避李白这个作者,他的作品,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话题。李白不属于任何时代,也不符合任何规律,他属于所有的时代,横空出世,又戛然消失,他这样的创作行为,创作思路和创作风格,前不见古人,后不闻来者,人不知其所终,亦难见其所从来。他是一个太特殊的怪物。任何规律在最伟大的天才面前都是无效的,这个不独诗歌为然,天下事皆然,诗歌之有李白,一如篮球之有乔丹。李白丰富瑰丽的想象,诡谲奇特的幻想,不能说是凤毛麟角,应该说是空前绝后别无二家,不只是诗歌界,就连其他文体都算进来,也难有匹敌。往前看,李白之前,或许那些被认为是屈原作品的楚辞(为了严谨起见而采用了这个说法)里描述了一个旷古少有的梦幻世界,汉大赋的丰富和夸张能够在艺术史上独树一帜,但是比比李白,也依然是要黯淡了几分。各种传说传奇小说话本和宗教故事,其想象力固然是大爆发,但是也总有套路可循,前后之间的发展关系都在明处,这便相比起李白也要等而下之了。故我曾在老帖里说起过,李白的诗,读了固然痛快过瘾,但也让人很不服气,满脑子都在问:他是怎么想到的,他是怎么写出来的——所以说杜甫对后世的影响和取法意义要大于李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有人说李白的诗好,却要把床前明月光当成了经典,这实在是滑稽得紧。静夜思固然情感真挚,但是也还远远不是可以孤篇冠全唐的春江花月夜,这种大白话下的直接抒情,是毫无诗气可言的。张若虚可以凭一首春江花月夜配享神坛(他的诗我有印象的只有两首,另一首代答孤(也有做闺或归)梦远,并不见得是什么高水平的东西,完全不像是一个人写出来的),而李白则不可能靠静夜思这种打油诗或者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样随手一写的歌词而取得诗仙的美名。若是没有光焰万丈的古风,没有让人惊叹的蜀道难,没有纵横捭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没有那厚厚的一大本李太白全集,李白不会值得后代文人花那许多的文字来描述,更不会担当得起千年以来无数学诗者的那么多的时间去品味。若说床前明月光还多少算是有感而发的话,那么云想衣裳花想容则是彻底的写的别人的情感。所以有人说这样的作家其实更像是演员(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后面还要再讲这个事情),自己的情感都被掩藏了起来,所展现的所表达的,都是别人规定好了的情绪和感情,此话倒也是不假。当然了,好的句子,我们在欣赏和品味的时候,是大可不必拘泥于作者当时写此文句的初衷的——否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中也便品读不出游子离家的凄凉,这其实也只不过就是一个逃犯怕有人在自己的家门前盯梢蹲点而产生的“不敢”而已;“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么美丽的意象,也只好被还原成假大空的高调——但是于诗歌创作的技法和背景理论而言,却也要对所谓的“应制”和“试帖”之类的这种在毫无激情和灵感触发的前提条件下仍要勉强为之的作品之价值和意义有个正确的认识——那些“赋得”类的作品,其实真的不能够代表作者的真实创作水平,虽然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反映出诗人的才思

李白无疑是有才华的,但是他也当然是郁闷的,他的理想一直不能实现,他的抱负始终不能伸展,而这对于一个自负极高又志向远大的人来讲,是个很尴尬的局面,也是一个几乎所有天才都要面对的局面。固然这是他的自我定位出了问题,但对我们来说,又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中国的历史上,不缺一个无所谓的文官,但是却不能没有这样一位天才的大文豪

但是李白并不这么认为,他压根就没觉得他只是个作家,他觉得他还是个政治家。他说他能够在治国平天下上有所贡献,他能让这个世界因他而不同。那么,最方便的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当皇上。但是李白不能这么想,最起码他不能这么说,虽然他也姓李,是唐朝的国姓爷,但是他要是想当皇上,那就是谋反。所以,他的理想,其实也只能是当宰相

是的,李白是很想当宰相的,而且他把这个事情挂在嘴边上。这就不得不让人们都觉得有点怪异了,因为这个人,在生活中的表现,肯定是不正常的。比方我们聊天,互相问一句对方的理想是什么,一般都脱不出赚点钱然后娶老婆生孩子,买房子买地的窠臼,这样的人很多,当然了想当官做一番大事业的,志气满四海豪情冲斗牛的,也不少,但是如果就有这么一个人,整天老说“我觉得我要是当个国务院副总理还有点亏”,有人问没人问的都挂在嘴边上……你说这人他是不是个精神病

但是李白还就是这么想的,他也这么说了,而且是反复不断的说,见缝插针的说,不见缝也要插针的说,没有缝隙创造缝隙也说,说的个不厌其烦不亦乐乎,没完没了

其实也难怪,一个自视这么高的人,又赶上了开元天宝的那么一个天下太平的强盛时代,心里自然是会有很多梦想要去实现的。但是现实还就偏偏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虽然有“龙巾拭吐御史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荣耀(当然了,我也是很怀疑这些事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李老爷自己在瞎吹的),但是皇帝始终也只是拿他当个弄臣,只是喜欢他的文辞华美,经常叫他来写点所谓的“客观创作”的东西玩玩而已,当个娱乐明星,连个正经点的文化人都不能算是,只是把他给“俳优畜之”了起来。李白于是很无奈,也很是觉得没面子,只好给自己遮羞,说自己是翰林院的学士,帮皇帝办公,其实他也只不过是个翰林待诏而已,陪皇上玩的帮闲。帮闲的人不能也来帮忙,工作和娱乐要分开,国家大事和私生活上要处理的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唐玄宗的头脑无疑是要比嘉靖之对严嵩要妥当,也比另一位在艺术领域里比他还要辉煌的伟大而且窝囊的皇帝宋徽宗要明智,因为他知道,李白是搞文学艺术的,而不是学仕途经济的——李白自己大概也是知道的吧,所以他虽然有当宰相的愿望,但是却不去走最正常的先科举进公务员队伍,然后一步一步的熬上去的常规途径,或许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考不上吧。虽然大艺术家都多少要有点不正常,但是这点自知之明李白却还不至于没有——但是很多人却也都相信,以李白的道德和志向,即使当上了宰相,固然由于专业所限,可能也做不出什么伟大成就,但是起码不会像那些帮闲典范们似的惹祸——呵呵,我看倒是未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了被排挤受打压的时候,李白是不是能洁身自好不参加党同伐异还很难说,而且一旦成了庸碌宰相,甚至好心干坏事的把国家给搞垮掉,纵然派系纷争能够放得过他,只怕后世史家手里头的那管笔,他也惹不起

(跑个题)

好人若是没有才能,也未见得会比一个才华过人的恶棍来的危害小。就比如司马光,苏辙就说他正直有余而才干不足,一点算不得是冤枉,结果呢……乱七八糟。老头子也是,乖乖的写资治通鉴不是很好嘛,何必要当个什么宰相,而且那个倔强的脾气……唉。一个善良且蠢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要求是德高于才的,于是也便会这么要求别人,所以一旦遇到意见不合的人,也是先从道德上去评价批判,然后才是道理上的讨论争议。拿道德压人,其实是挺没成色的做法,但是这些人就是这样,自己一心为公,于是所有的反对派,也就都一定是一心为私,而且他们不把自己的利益当回事,于是也便自然而然的,不拿别人的利益当回事,所以最终,得罪人是肯定的,而且恐怕,连善意的见解都无法接受,既而,再被小人钻了空子,那就更惨了。司马光就不慎提拔起了一大帮混蛋,甚至还说某人“倘若天下的人都像你这样,那该多好啊”

这个被司马光称赞的人,叫做蔡京,读过水浒传的人肯定都对这个名字不陌生。这里,小说家笔下的蔡京,离历史的真实,起码是神似的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是坏人,但是都先后和苏轼结怨,虽然都是些正经事上的分歧,而且也不曾闹过私恨,但是他们身边的人,可就未必有这二位的胸怀和雅量了。至于二程夫子,学问是很好的,但是在做人上,本来就有点假惺惺,那周围的粉丝质量,较之王公司马公,自然也便要等而下之了

(跑题结束)

当我把李白定位在这样的一个郁闷的角色上时,我再看论衡,再想王充,也便觉得眼熟了

唐朝玄宗时期,曾有大臣说当时是“野无遗贤”,就是说,凡是牛人都在皇帝身边了。我忘记了这话是杨国忠说的还是李林甫说的,不记得了,反正总之吧,当时的选拔可谓全面,不但有才华的人可以去靠进士,没才华但是精通经史的活图书馆也可以去考明经,就是吏员行政这样不需要什么才华的人被包括在内,倒也未必就是句大话,虽然有无数文人被排斥在外,但是就目前流传下来的有名的人来看,他们也都多数是没什么政治能力的纯粹文人——虽然纯以文才而上位的人,很少有混得下去的,比方李白,但是同样是以文学才华而争取到机会,李义府就混的很好嘛,还有张说和张九龄(当然了,开元宰相一直都是有文学有行政,互相辅助,互相弥补的,比如和张九龄搭一套班子的口蜜腹剑李林甫,虽然人品道德和才华学问都不怎么样,但就是能干活,会办事)

那么王充呢

王充是个很有知识的人,也是个很学问的人,还是个很聪明的人。不得不承认,有很多人很聪明但是没知识,比方奸商,还有很多人有知识但是没学问,比方书呆子,也有很多人有学问但是不聪明,比方当下培养出来的几乎所有博士——毫无疑问,更多的还是“三无”人员,而王充则在此三者之外,又有丰富的情感和强烈而且鲜明的个人特色,属于标准的“五有”古人,这是很罕见的,但也就注定了他的厄运

汉朝是和唐朝一样的强盛王朝,这个是几乎所有人的共识,而且王充也是个聪明人,这个仍然是毫无疑问的;王充还是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这个照样什么可争议的。王充有知识,所以引经据典纵横古今;王充有学问,所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王充聪明,所以思路敏捷心思缜密

但是王充的理想也同样的是没有机会付诸实现,他的志向也没有得以伸展,他自己也觉得他的才华没有个发挥的余地和舞台,缺少一个发泄的突破口——这就不得不说是和李白一样的状态了

王充是很有才华的,但是文章写的不好看,所以这里所谓的“有才华”,其实不是指的文才,而是别的方面。什么呢?我倒觉得是王充的眼力,或者说,思维的能力,所谓的思辨,透过现象看本质。章太炎先生曾说王充想要反对那个时代,所以他看谁都不顺眼,只知道和人吵架,却没有个核心的自我观点,是为了找别人的毛病而找毛病。这么说来,王充倒是成了鲁迅先生所谓的“流氓”了,因为鲁迅认为,凡是没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观念,或者这个观念的改变不是依据一个明确的标准,那么这样的人就都是流氓。在我理解,鲁迅先生的这句话的意思还可以阐发为:凡是使用双重标准去看人看事情的,就都可以归结为“有鲁迅特色的非典型流氓”了。所以这么看来,似乎章太炎这样的大学问家对王充的印象很是不怎么样,倒也可以理解。但是胡适先生却有很欣赏王充的反抗精神,还说王充是个无神论者,有客观态度与唯物主义思想,反抗汉朝的虚妄和迷信,是个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勇于追求真理的大英雄

几位大师级的人物,却对同一个历史文化名人和作品有了这样大相径庭的看法,这种截然不同到底来自哪里呢?我懒得想,我估计着吧,我也不大可能想得通,所以我才自己去体验——其实这个,才是我当初想要读读论衡的初衷

而在我看来,王充不但不反汉朝,不反对那个时代,而且甚至没有什么客观的唯物精神,两位前辈的老先生似乎都有所失察。或者可以说,骂的固然没有骂到了痛处,而夸的却也一样的没夸到痒处

首先,王充是热爱那个时代的,起码是表现的很热爱,起码是爱在了口头上,所以他专门写下了宣汉、恢国、须颂等篇章,其意就是在于,宣扬和歌颂当时的那个恢恢大国,当然了,也少不得去讴歌瞻仰那些主宰这个伟大时代的同样甚至更加伟大的君主,而且似乎后者可能还要占的比例要更多一些

有人说汉朝是个“骗子的时代”,官方拿谶纬神话糊弄老百姓,民间宗教信仰也趁机发展的风生水起,儒家还搞出了很多谁都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经典文献来当学问的根基,甚至就连他们自己的内部都不团结,互相说着对方的理论观点是在扯淡。汉朝自从孝武皇帝起又崇尚儒家思想,好不容易研究出个“天人感应”的有点实践作用的东西,其实也是个YY的成果而已。而王充对各种迷信的东西则恰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谈天说日,纪妖订鬼,总之就是一句话:这些东西不能信。既然如此,王充又怎么还会去支持汉朝这个骗子的时代?反倒喊出了“汉家功德颇可观见”这样的大口号

其实汉朝倘若真的实打实的发自内心的去崇儒,那倒是颇有点类似于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因为儒家压根就没觉得汉朝有什么好的。儒家口口声声三代,那其实就是在说当今不行,句句不离古之圣王,那就是骂那个眼下的皇帝不够材料,给孔子加了个“素王”的标签,其实就是说,这才是有实无名的人类最高导师。而汉朝的皇帝们也很识趣,反正也就没拿儒家当祖宗供着,其实人家内心里是跟着法家走的,儒家是给别人看的,一方面是那一套东西,经过断章取义,裁剪以后,大可以拿来约束老百姓,另则就是,让别人看看,儒家这么看不起汉朝,汉朝还都很厚待它,可见汉朝的宽容和大度。而王充就不给儒家这个面子,他就偏要说汉朝很好,那些儒家说汉朝不好的人,都是“拘儒”,都是“儒者不知也”。古代,“智”和“知”往往互训通用,不知道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不知”就不只是不了解不知道了,而是愚蠢,没有智慧,套句当下很流行的网络语言:“脑残”。王充还更进了一步的说,有这么好的时代不去歌颂,不知道这些人是眼睛瞎了看不见,还是哑巴说不出。这就简直是人身攻击,破口相向了

所以王充就表现为是一个很不和谐的人物,他总是要反对些什么的。他反对的是什么呢?我看他反对的是那些所谓的“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文人,而表现上则反对为这些人所口口声声标榜着的历代圣贤,这其中不仅包括儒家所崇拜的领袖和大师,孔子和孟子等这些人,也有非儒家的韩非,所以他问孔,他非韩,他刺孟,他谈天,他说日,他纪妖,他论死,他诘术,他辨崇,他程材,他量知,总之一句话,王充在这本书里,和这个吵架,和那个斗嘴,把几乎所有他能够想到的对象全都批了个遍,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评判时政,议论古今,恢弘浩荡,实在是痛快得紧,以至于历代都有人说王充简直是个搅屎棍子,整天只知道给别人挑刺,而全无一个核心不变的理论体系。这么看来,王充倒也确实是个“有鲁迅特色的非典型流氓”了。但是其实,王充的这一切的反对,其实也都是在围绕着歌颂汉朝的总纲领来进行的。因为别人老是借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给汉朝挑肥拣瘦,于是他便一一的回敬回去:有人说汉朝不如历代,他就说现在流行的记载有问题;有人说某某地方发生了灾异是上天示警,他就说上天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灵性。这似乎显得他很有科学的实事求是观念,而且不迷信,但是当有人说周朝出现过某些祥瑞的时候,他却也会直接拿汉朝出现过的祥瑞去比,说是不比周朝的少,但要是因此而说他就相信迷信,却又发现他直指董仲舒的土龙求雨法,骂了个乱七带八糟。可是后来呢,却又说老董这也就是表达个情绪,接着再写再写,又自己干脆承认了土龙求雨的效力,而且还恨不得直接就给出来一个理论上的证明。但要说这是他想和儒家搞好关系吧,可又不像,他还恨恨的说,儒家的人就是爱厚古薄今,凡是古代的就都好,凡是现在的就都不行,说人家没有是非观念,只知道拿着时间表去判断,其实不是古代有多好,只不过是古代离的太远,传来传去的,就算有坏事他们也不知道罢了

那么王充把这些人都给批判的这么凶,他总也得承认个什么样的吧,哪怕没有个具体的人,也要有个入得他老人家法眼的标准吧?于是,王充写下了定贤篇,详细的讨论了什么样的人才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定贤一文,可以说是集中的探讨了一大批古代的名人大家,小到孔子的学生,大到神圣的尧舜,从文的伯夷到武的韩信,从前代的四公子到本朝的卫青霍去病,一类一类的点评。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要有著作,才算贤才

这个里头,就牵涉到了当时流行的所谓“祖述尧舜,宗师仲尼”的儒家精神,讲究“述而不著”,只替古人传播,不做个人发挥。但是其实呢,无论两汉还是后世,历代的大儒们都这么说,口口声声的自己不发挥,只不过是为往圣继绝学,讲的全都是前人们说过的道理,但是呢,其实,也都发挥了,夹杂着不少的个人见解在里头,结果搞的,到最后就是,都分不清楚哪句话是古代圣人的经典,哪句话是后来注经者加的,尤其宋明,最流行这个,所以搞的清人不得不搞考据,试图沙里淘金的筛选出古人的原笔原意,却还被某些腐生认为是被清朝的文字狱逼的,殊不知,其实就是让明朝人的胡乱解经给挤兑的。而这毕竟还是“传教士”精神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的变态产物,于汉朝来看,虽然在经历了秦始皇禁书和秦汉战乱之后,文化典籍流散严重,迫切需要集中和整理,但是这么一来,也渐渐的就把儒家学问变成了书本上的黑道道,只是背背记记,全无创新观念,再加上汉朝尊儒,不提倡鼓励(当然也不打击排斥)别的学说派系,所以儒家没有了对手,不再面临质疑。有人说儒家失去活力就是因为汉朝对它的尊崇,导致它缺乏“敌国外患”,但是从汉朝的情况就也不难看出,其实儒家内部也没有“法家拂士”,而且还有像董仲舒这样的老家贼——更好玩的是,生于忧患死与安乐,恰恰还是儒家自己内部的大师说的

其实这个只传播不创作的传统,由来很久,礼记里就曾讲过,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所以一般的读书人,都是由于对古代的圣贤充满崇敬,而不敢搞创作,做“作者”,甚至把很多原创性的作品,全都归结到某几个牛人的名下。后世很多学者都在探究的屈原其人是否存在,到底那些作品都是不是他的个人创作,其实也就是因为,汉朝有很多人崇尚屈原(个中原因,起码有一部分是由于前面所提到过的文人被“俳优畜之”后自我定位过高,一个个都都觉得是“怀才不遇”,而自比屈原的被流放,不被重视,不受重用。就好象现在,庸人想搞民粹而没有渠道,于是口口声声“要自由”——殊不知他们压根就没资格自由,未成年人,就该被监护——就连VeryCD内部升级,都会被曲解成是被“和谐”了。一句话:炒的),所以也便把很多来历不明的作品都归结到了屈原的名下

这也是王充要批判的当时儒者的风气。文人分几等,通一经的叫儒生,博览群书的是通人,这俩都是不创作只传播的;领会作品精神,学习为文方法并且自觉运用的,叫文人,而既有思想又能写作的,则是鸿儒,更不得了了。而王充所崇尚的,则是“文儒”,是对比那些做文字工作的“文吏”和“儒生”各自的特点后提出的结合体,不但要有“儒者”的知识学问,还要有“文吏”的文字功夫。换句话说,王充认为不能没有创造性,做学问也不能始终停留在继承和传播上,也要有发扬光大的能力

王充还有个很不得了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命”和“气”,他把生死和穷通都统一在了这个主旨之下来讨论,认为,活的长的,官当的大的,都是命好,和自己的修行,才华品德之类的,没什么关系

当然了,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有点酸溜溜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说汉朝,其实躲不开秦朝,虽然秦朝只是个短命的王朝,刚存在了没几年就呜呼哀哉的身归那世去了,但是它所带来的,则是巨大的变革。其最甚者,莫过于罢诸侯建集权,废分封行郡县。说来简单的一句话,天下为之一变,而直到如今我们都用以增强凝聚力的“祖国统一”大略也是来自于此的吧。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也受困于落后的交通方式,稍微遥远一点的事情就可能和自己无关,而这就很容易使广大的帝国成为一盘散沙,只有强行的让所有人都和一个人发生一点联系,才能使人们团结起来,做到点事情。中国古代曾经的辉煌和对世界的遥遥领先,应该说是不少得利于此的。而诸侯和分封,其实是和这个精神相违背的。所以说,秦始皇之果决,当为一大创举,是华夏一大功绩

但是问题也就来了:先秦之时,各个诸侯小国各自为政,所以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若在一国得不到重视,大可去另一国图个发展,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换工作,跳槽,这在当初全是国有企业的时候,也是比较苦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先秦的很多名臣,其实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商鞅非秦人,乐毅非燕人,但是到了秦朝以后,就不存在这个可能了,所有的人只能够为一个帝国效力,而无法当别家大臣——以当时的华夷差异,总不能去番邦干活吧(当然也有去的,比方中行说这样的人,但是这自古都是被当作反面典型的)

既然如此,那么王充的才华,便也只能卖给汉朝,而没有别的买家,但是这个买家,却很难伺候。王朝总是会说,人才难得,求贤若渴,但是其实,这是个标准的买方市场,人才固然难得,但是买主却只有一个,所以,虽然是王朝需要有人来为它服务,却往往是那些能提供服务的人上赶着来推销自己,先秦的那种人才争夺的环境一去不回头了,而这也是所有文人的脑袋里无法磨灭的情结。为什么诸葛亮受到推重,那是因为无论君主还是臣下,都从他的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理想,和自己对对方的期望:君主读到了“遂许先帝以驱驰”,臣下读到的则是“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王朝选择服务提供者的尺度很明确:有助于统治,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所以说,知识分子也只有认可这个前提,才有资格去谈别的问题。但是知识分子却往往都是不现实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而且竭力的去捍卫,他们要出来做事,是本着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便在两者之间形成了矛盾,而这个矛盾中,王朝是不会松口的,所以也只有读书人放弃“儒者之学为己”的价值观,才有可能飞黄腾达荣华富贵,取得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

也就是说,王朝需要的是办事的人,而不是“学问立身”,这是读书人无法认可的。那么,结果就很明显了:不认可王朝的价值观,就不可能发达,无权无势,那么受到世俗社会的讥笑,也便不足为奇了,而读书人自己,也将由于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而心理失去平衡,除非他们甘心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迎合王朝的需要

事情还没这么简单,我倒是觉得,即使他们去迎合王朝的需要,也只不过是给皇帝当个办事的人而已,做的都是皇帝需要的事情,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大多数都是无法伸展的,那么这就成了道德和理想的双重失败,自宫之后却当不了太监,更加倒霉

事实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自汉朝以来,文学上的那种无限悲怆,很多也与此有关。司马迁一本史记,对屈原,对贾生,为什么投入了那么多感情,其实读读太史公自传,大抵也能有个感悟。其他如东方智圣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也有这方面的讨论

人与人不同,这也导致,在相同的环境里,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也是因此,我一直不承认心理学是门科学,因为它总是后验的,能解释现象,却无法做预测,而统计出来的结果,其实是没必要知道其中的原因的,因为这个原因,也只不过是个概率事件而已,谁知道对不对)。王充就是个另类,也许他对汉朝有着非常执著的热爱,这是在其他文人那里很罕见的,所以他才会觉得出世做官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不只是荣耀权钱的问题;又或者,王充太想出来做官了,所以不得不表现的对汉朝无比的热爱——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不通,因为他毕竟是没有做官的啊,所以他其实没必要拍谁的马屁,而且事实证明,他是被王朝放弃了之后还在说着王朝的好话,若他不是个痴呆之人,妄求王朝的回心转意的话,那么便也只好解释为,他是真的热爱那个时代

我们经常读得到的其他文人如果做不好官,或者不爱做官,或者劝告别人对待官爵名利的态度时,总是会归结到个人的修养和才华品德上,比如陶五柳,比如子云公,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些人都做过官,而且还都是不小的官,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他们才会比较多的去考虑个人的素质和时代整体之间的关系。王充不一样,他想的却有点类似于:我挺好的啊,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我曾说过,怀才不遇不是痛,而是痒。痛是可以忍耐的,而痒则不能,那是一定要去挠一挠,会有所动作的

王充反问:那些当了大官的,比我强吗?他又自答,当然不是。他写程才写短效力答佞,就是在做这种比较,同时为自己争地位,表明自己其实并不比别人差,而既然如此,又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于是王充说,人是不是有成就,并不是才华和道德的问题,而是完全取决于一命二运三风水,就看有没有遇到那个时代,有没有遇到合适的老板,甚至,才华道德都不必真的有,有多高,只要老板觉得有,觉得够,觉得不多也不少,就行了。这个说法,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在先秦也可以实践得起来,因为固然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的,但是先秦的老板却有很多,大小诸侯不计其数,就算是最少的时候,也起码有七八家之多,而到了秦汉,可就没那么好的环境了,老板只有一个,属于垄断经营(但是秦汉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速度都是超越先秦的,这也可见,垄断的好处就是,资源集中,行动高效),所以,遇到什么时代,自己做不得主,老板也选来选去的只剩下了这一个,那么其余的,也便只好是改变自己了,否则,就别出来混,干脆不做官——这便有了所谓的“出世”和“入世”问题,而且还是个大问题

不过现代社会里,其实出来混的人,只要不做公务员,都恰是遇到了这样的大环境:老板很多,可以随便选

不过他对无盐的论说,倒是暴露了其实他心底的答案:那些能上去的人,都是有点长处的,而且往往还都是领导最需要的长处

没错,运气,确实很重要,但是真的就是全部了么?以王充的才华和眼界,不大可能想不到,比如,老板的口味,时代的特色,选拔人才的方式,等等这些,但是王充的基调则是汉朝的辉煌,时代的伟大,所以他无法去怀疑这些,最后,便也只剩得一句“命运”可谈了

所以王充一生倒霉,遭人讥笑,他却有一套护身的法宝: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有些阿Q,但却是他的命气学说总根本。基本上就是说,人有命好命背,而且自己无法改变,其实他也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和制度,乃至朝廷,也提到了这些,但是由于他的大背景是赞美时代,褒奖汉朝,所以他没有抱怨,而是看成是已经存在无法改变的事实,直接接受,而一个人的命,则全是偶然决定,一旦决定,就是必然,没什么原因道理,总之就是这样了,而命与气的结合,则就是人一生的遭遇,所以人无法预测,也无法改变,只好认命了——好象是一种弱者思考的结论,但是似乎又是在为强者张目,意思就是说,先天的就有些人是该着好一些的。这其实也看怎么理解了,可以理解为牢骚,可以理解为接受,还可以理解为为虎作伥——但是王充却为自己留了一个台阶,他认为,与命关联的,还有性,而性是可以化的,就是教化,通过后天的作用,可以让人的善恶有所改变

王充是看不开的,他心里很郁闷,很压抑,于是把这些苦水都借着“气运”的名堂,一股脑的都倒给了《论衡》

其实这种看不开是很普遍的,最典型的还是李白。易中天说李白是最看不开的,我不好评价这个说法,因为一旦沾了“最”字的边,便定是要引来无穷的口水和纠缠。但是李白看不开,而且是看不开的到了一定的深刻高级的程度,很是少有人达到的程度,则是毫无争议的公论。这也就难怪我为什么边读论衡而又边想起李白的缘故了——李白是“看不开”的代言人,代名词,形象大使

当然,看不开,这个事情,说出来都是多少也要有点不好意思的,谁都想表现出没什么需要看开的,又或者是没什么看不开的,于是,有功名的,那是没什么需要看开的,没有功名的,也要以“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来遮羞则个,以表示自己其实是全都看开了的。前者的代表不计其数,大凡那些有大作为的人,往往都不谈什么看开看不开的,又或者偶然谈谈,也只是谈谈而已,甚至明目张胆的宣称,其实老子就是看不开,也不想看开。所以东方朔说大隐在朝,那不是他看开了,而是他压根没看;曹操说我可以不要钱不要名誉不要官阶,似乎都看得很开,但是他却还说,兵权我是一定不能放手的,这是他看懂了,看透了;而后者则以李白王充等牢骚文人为代表,前有屈原,后有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他们要么慨叹时代的不公,要么把自己的失败归结到命运时机,要么抱怨游戏规则不合理,却全然不去想想,纵然美人有被抛弃的时候,香草也可能掉进沆瀣,但是大部分美人还都是以色侍君的,大部分香草都能够进得了芝兰之室,这又是为什么,无盐女纵然没有美色,却有智慧才华,而君王当时最需要的,恰又是才华,因为美色实在是太好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很不喜欢这些人的,他们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失败老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却全然不想想自己的问题何在

王充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些,但是他的面子又不允许他去谈这些,所以他才说各种风凉话。他知道人的际遇由不得自己,能做主的,不是上天就是老板。但他又是要高唱汉王朝赞歌的人,所以他虽然也找了点老板的问题,比方能驱驰皋陶的就只有尧舜,伊尹幸亏遇到了成汤,但是他还说,姜子牙和伯夷叔齐都遇到了文武圣王,为什么一个成功一个落魄呢?那是因为老板虽好,还要下属自己有好运气,反正总之,问题肯定不是在老板的身上,而是咱们做手下的没那个福气。所以既然老板没问题,那便也只有指天骂地了,于是他便只好把一切的过错都推给了命气。因此他说,地位高的人未必就是有才有德,短命倒霉的人也未必就是缺德白痴,全看运气,命里有时自然有,现在倒霉以后会变好,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算现在走了点狗屎运,也早晚都会还的

当然了,王充也不否定客观上的努力,但是努力是要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命要好,命好的,努力努力才有希望,要是天生的就不是这个材料,那么也就别白费这个劲了。但是他却也要把自己所坚持的“命气”之说和后天的努力人为的划分清楚界限:因为天资好,所以只要做就会成功,但是命好的人不是为了成功而去做的,可是实在是命太好了,所以虽然不是为了发财当官,但是最后依然能够有钱有地位

要说看得开的,也有,比方陶潜,做了几天官又回去种地,一辈子宣扬的都是不入世的体验,出去走走,山下转转,高兴了,写几句,那是标准的,兴致所至,手舞足蹈,且唱且笑。还有苏轼,做官做的有声有色,不做官的时候也不憋屈,不发牢骚,还能去劝慰别人,圆融通慧,身兼儒释道三家的精神。两晋南北朝固然也有终南求捷径的虚伪,有唱着高调玩下流的潘安(这小子是最不能容忍的。我可以接受很糟糕的事,比方玩下流,也可以容忍很糟心的事,比方唱高调,但是这个兔爷是既糟糕又糟心,那就起化学反应了),但是像陶五柳那样不求名利甘心澹泊的真名士却也不在少数。而宋朝则更是在真正意义上颠覆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传统,官做的好不好都在两可的讨论前提下,但是学问大部分还是不错的,像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比唐朝的那些学者才子政治家三合一型的张说、张九龄等人,又强出了许多。这当然也有宋朝对文人士大夫的宽松政策,但是一旦当不了官,地位下来了,大部分也多少还是会有几句牢骚的

王充的理论,在他的时代,其价值在于,发展了孟子关于性和命的观点,于性的善恶以外,又多引入了命的问题,把德行和遭遇区分开来,这对于无数当时乃至后世(自以为)有他这种遭遇的人,无疑是种很好的安慰

王充是个很冷静的人,而且甚至冷静到了冷酷的地步,他把一切的问题都剖析到骨头里,把很多残酷冰冷的事实外的那身温情的外衣一层层的剥开,展现给我们看的则是赤裸裸的事实。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王充,但我则很欣赏其风格和智慧。就比如王充说忠谈孝论悌,他没有汉末的所谓“名士”那么胡搅蛮缠,拿瓶子和豆子做比方,而是很直接的说,舜孝悌无双,比干大忠臣,那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朝代都太糟糕了,其实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孝顺一样忠直,但是因为没摊上那样的爸爸弟弟君王,所以没有显示的机会而已——直指事实真相,让人虽然听了以后很不舒服,却难以从逻辑上提出任何反驳。针对这个说法的驳斥我也见过一些,但毫无例外的是用煽动性的口号或者大帽子来为自己的浅陋遮羞而已

当然了,还是无法回避的就是,关于“有鲁迅特色的非典型流氓”这一点,也是王充广为诟病的一点:他的多辩。每当谈论这个问题时,往往有人会说,王充毫无一定之规,一会拿法家批儒家,一会又那儒家批道家,全无一定的理论背景和总纲领。于此我倒不以为然。辩者如兵,如果有多方势力交相为战的话,高明的军事家总是可以借其他几方之间的混战而得到渔利的。这便好比东周,好比三国,其实没什么必然的关系,一切只看是否能够为己所用,所以王充其实,也只不过是在说明,其实各家理论的体系里,都是有漏洞的,为了说明这个,拿哪家来做武器,倒是不必考究。反正王充只是在破,又没有立,这算得是什么问题吗

废话了这么多,自己都看着有点吓人,然则荒谬扯淡之语必不计其数,又因我向来不喜欢读什么注解训传之类,只爱自己品读原本,任意发挥,故以上体悟难免有历代已发之说,前人已释之惑,则当为我少所见而多所怪,读书太少之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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