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和徽因为防不测,连日来忙着清点和收拾学社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历年来古建筑考察的测绘图稿、图版、照片、底片、建筑模型等等。因为怕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决定将其中不便携带的存入天津租界英国银行的保险库。

8月的一天,思成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日本人召集的一个会议。

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日本人注意已久,这封请柬表明,日本人开始打思成的主意了。思成、徽因当即决定,尽快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向南方迁移。

此时,沈从文和徽因、思成的许多朋友已经到了武昌。

徽因、思成开始收拾行装。

连日的劳累,徽因咳嗽得厉害,思成也常常背痛。临离开北京前,他们一同去协和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警告说:徽因的肺部有空洞,任何一次感冒或别的什么不慎,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而思成则被诊断为脊椎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椎。

“穿”上铁架子,身上陡然增加了负重,思成对徽因笑着说:“刚开始抗战,就穿上防弹背心了。”他很为徽因的身体担心,提醒她不要忘了医生的警告。徽因说:“警告也是白警告,生死由命吧!”

临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一直忙到深夜三点半。孩子的东西,徽因娘的东西,徽因、思成的东西,正在写作的论文,古建筑研究资料……所有的东西精简了又精简,装进了两只皮箱,再加上两个铺装盖卷,这是他们的全部行李。

清晨6点钟,他们叫醒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双儿女,挽着娘悄悄地起身出门。

临上车的一瞬,徽因觉得自己的心“咯噔”响了一下,像是什么地方断了似的。她知道,自己被连血带骨地从这里拽出去了……北总布胡同3号笼罩在晨光熹微中,晨光熹微中,一家五口踏上了漫长的流亡路。

徽因、思成一家人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从天津新港起航往烟台,然后转车到滩坊、青岛,再乘火车前往济南、郑州,最后到了当时的“后方”———长沙。

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逃难的人群到处都一样多,战时的交通和别的任何部门一样混乱无序。公路旁、车行道中,随处可见装备简陋、衣衫褴褛的士兵,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赴前线还是在撤向后方。

9月初的阳光把甲板烤得烫人,拥挤的人丛散发着热烘烘的臭气。思成的嗓子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宝宝、小弟又饥又渴像的打蔫儿的小苗。头上,一架飞机盘旋着在轮船上做低空飞行,巨大的轰鸣声击打着心脏和耳膜。徽因搂着一双儿女,觉得头皮和脊椎一阵阵发麻。

昏暗的黑夜,他们在车站的铁逢子下面等火车。天上落着雨,雨敲打着铁皮,发出“嘭、嘭”的声响。一盏黯白的煤气灯从身后的什么地方射过来,映着地上黑一块亮一块的泥水洼。一处处等待上车的人瑟缩着,如同在风雨中飘摇的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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