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因赞同地一面点头,一面在心里叹道:人们常提到适之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是却不常提他的下联“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这上下联结合起来,才真正能体现适之先生的精神风貌!

徽因以为胡适挽留自己,是要给她谈《水经注》。没想到,胡适这时又从书橱下面捧出一只小箱子,他对徽因说:“这是志摩早年的日记和一些零碎物品,从凌叔华那里要过来的。其中有些往来信件,我已捡出,按人分类存放好,以后还给写信人。我想这些东西也许你最有资格读它,你最好在看过后编个目录出来,以便以后编《志摩文集》时好用。”

徽因顿时激动起来。半年前,志摩曾对徽因说起过,他完整地保存着留学英国时期的“康桥日记”。从英国回北京后,是“雪池时代”,“雪池时代”的日记被小曼看到后,不高兴极了,结果给烧掉了。志摩说,如果徽因愿意,他想把保存完好的“康桥日记”交给徽因。他玩笑似的说道:假如这些日记和当时寄给徽因的信保存在一处,倒是有些收藏价值。志摩说这些话时,徽因只是觉得往后有的是时间,什么时候看看这些过去的记录倒挺有意思。她没有想到,说过这些话不久,就会和志摩永别。她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胡适这里得到这些日记。

志摩离世之后,这些记载着志摩生命行踪的文字多么珍贵!她十分感谢胡适对自己的信任,接过了箱子,再无心逗留。她谢绝了胡适和胡太太的执意挽留,乘一辆洋车回到家中。

晚秋的阳光斜斜地射在桌上,起居室安静而洁净。徽因小心翼翼地把小箱子中的东西一一取出,摊在宽大的书桌上。她大致归了归类,做了一个记录:

箱子中主要是些日记本,一本中文日记,三本英文日记。其中两个大点儿的本子,从时间上看大概就是“康桥日记”,另一个小本子是1925年的意大利日记。好几个本子都是仅仅只写了刚开头的数行文字,其余皆是空白。还有一大一小两本陆小曼的日记。除此之外,箱子里有几包《晨报·副刊》的原稿,两包《晨报·副刊》的零张杂纸,一些相片,两把羽扇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剪报、稿纸和住址本。

做着记录,徽因心中有些失望。这些都不是她想看到的。尤其是那两本日记,一本的时间是从1921年7月31日到12月1日,另一本从12月2日到1922年志摩回国。徽因1920年11月在英国与志摩相识,1921年7月同父亲离开英国。这两本恰好是徽因不在英国时期的日记。难道这就是志摩所说的“康桥日记”?怎么恰巧没有与自己有关的那段时间?徽因心里感到很疑惑。

又到周末,朋友们来到了梁家。听徽因说正在整理徐志摩的遗作,张奚若说:“公超前些天在叔华那里看到了志摩的‘康桥日记’,说叔华预备邀公超一起为志摩作传。”

徽因心中的疑惑清晰了起来。如此看来,凌叔华存放着真正的“康桥日记”,胡适拿到的小箱子,已经被凌叔华做过了手脚。对于凌叔华这种小心眼儿行为,徽因十分不以为然。虽然她和凌叔华相识多年,但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更谈不上相知和了解。只是以前听志摩说起过:“叔华这人小气极了!”徽因当时说:“是么?小心点儿,别得罪了她。”没想到,这回轮到自己领教这种“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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