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突然降临使热爱志摩的朋友们猝不及防。徽因怎么也不能把志摩和死连在一起!他是那样生气勃勃、才华光芒四射的一个人。他正值34岁的年华!像孩子般的认真和天真,谁能接受他已陷入沉寂的另一世界的现实?

可是,理智告诉徽因,志摩确实一去不回了!没有音信,没有消息,永远地一去不回,永远地没有音信,没有消息……面对这不可预测的人生,徽因悲哀地感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难料,这种感觉曾在父亲遇难时强烈地袭击过她。

第二天一早,思成、老金、奚若前往济南齐鲁大学,会同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商议办理徐志摩的后事。他们劝阻了执意要一同前往的徽因。她的体质一向很弱,又怀有身孕,他们担心她无法面对惨痛的场面。

22日上午九点多钟,梁思成一行赶到了济南。徐志摩的灵枢停放在一座叫福缘庵的小庙里,他们在那里向徐志摩的遗体告别。沈从文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棺木里静静地躺着徐志摩,他身穿绸袍马褂的寿衣,足蹬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戴了一顶红顶球绸纱小帽,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额角上一个大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已脱尽,与额角上的那个大洞,看来都是向前一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得生气泼剌,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徐志摩。

梁思成献上了一个小花圈,那是他和徽因连夜做成的,碧绿的铁树叶和洁白的花朵上浸透了徽因的泪水。

返回北京时,思成带回了一片失事飞机的残骸。徽因把这片残骸用一大块白绫包扎起来放在家中,一直到她去世。

1931年12月7日,徐志摩遇难半个月后,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林徽因的《悼志摩》。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回忆和悼念,写出了徐志摩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写出了他对艺术、对美的痴迷,对朋友,对一切人的包容和善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愚诚。文章凸现了徐志摩“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的性情。在当时众多的悼亡文字中,林徽因的《悼志摩》具有格外的分量。

与此同时,“新月社”的同仁们,计划设立“志摩奖金”,以鼓励和扶植白话新诗的创作,因为这是徐志摩未了的心愿。志摩的亲属和朋友则着手收集志摩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筹划编辑《徐志摩全集》。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不期然地,林徽因与凌叔华发生了矛盾。

凌叔华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女作家。20年代,她因写作《花之寺》、《绣枕》等小说,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这些小说,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备受压抑的女性生活,情致委婉,笔法细腻。后来,她与《现代评论》的主编陈源结婚,于40年代移居国外。

矛盾源于徐志摩委托凌叔华保管的一只小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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