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在夏达奎市举行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在那里,我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莱特一赫马森聋入学校上学。

1894年10月,我由莎莉文小姐陪同前往就读。我特别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是为了提高语音和唇读的能力。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在学校的两年中,还学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懂得手语。我稍稍学了一点儿德文后,便时常找机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差不多能全部明白她所说的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已经可以愉快地阅读《威廉。泰尔》这部小说了。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都要大。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法语要比德语难得多。教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字母,只能以口头教导我。而我要弄清嘴唇的动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结果法语比德语进步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虽然很有意思,但还比不上《威廉。泰尔》。

唇读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像我和老师以前想像得那么大。我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说话,而且老师也相信我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但是,尽管我十分努力,且充满信心苦练,依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

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

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不仅时常胡乱推测,而且还武断地乱下结论。因此,愚笨之外再加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失望常常使我情绪沮丧,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无穷的兴致。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四处景色恰人,变化多端,我停留在纽约的9个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么多姿多彩,令人愉悦。

春天里,我们到处漫游,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绿草如茵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赖恩特吟咏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的足迹遍布西点、塔里敦、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睡谷”穿行而过。

莱特一赫马森聋入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这些光明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凄惨的黑云突然笼罩天空——我陷人极大的悲戚之中,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波士顿的约翰。

P.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何等重要。他是这样一种人——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起他对我们慈爱和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学习所给予的关切,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填补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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