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便是1888年5月的波士顿之行了。从做好出发前的各种准备,到与老师、母亲一同登程,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最后抵达波士顿的种种情形,一切都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这次旅行和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行迥然不同。此时我已不再是当时那个易于激动兴奋,一会儿也闲不住地在车上跑来跑去的小淘气了。我安静地坐在莎莉文小姐身旁,专心致志地听她给我描述车窗外所见的一切:美丽的田纳西河,一望无际的棉花地,远处连绵的山丘,苍翠的森林和火车进站后蜂拥而至的黑人。他们笑着向火车上的旅客招手,来到一节节车厢叫卖香甜可口的糖果和爆米花。

坐在我对面位子上的是又大又破旧的布娃娃南茜,我为她穿上一件用方格花布新做的外衣,头带一顶弄得很皱的太阳帽,一双用玻璃珠子做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直盯着我。有时老师讲述得不那么吸引人时,我便想起了南茜,把她抱在怀里,不过我通常都相信她是熟睡了的。

这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提到南茜了。它到达波士顿以后简直是惨不忍睹,全身粘满了泥土——大概是我在车上逼迫它吃残屑,它怎么也不肯吃,而我偏要它吃,结果弄了一身泥。柏金斯盲入学校的洗衣女工看到娃娃这么脏,便偷偷地把它拿去洗了个澡。可我那可怜的南茜怎么经得起用水洗呵。等我再见到它时,已成了一堆乱棉花,要不是它那两个用珠子做的眼睛以怨恨的目光瞪着我,我简直都认不出它了。

火车终于进站,我们到达波士顿了,仿佛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变成了现实。只是“从前”变成了“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变成了“近在眼前”。

一到柏金斯盲入学校,我就在那里和盲童交上了朋友。当我知道他们会手语时真是高兴极了,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同其他孩子交谈了,怎能不叫我高兴呢?

在这以前,我一直像个外国人,得通过翻译同人说话。而在这里——柏金斯盲入学校里,孩子们说的都是郝博士发明的手语,我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国度。

过了好些日子,我才知道我的新朋友也都是盲人。我知道自己看不见,但却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围着我又蹦又跳、活泼可爱的小伙伴们也看不见。至今还记得,当我发觉他们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和我谈话,读书也用手指触摸时,我是多么惊奇,又多么痛苦啊!虽然他们早已经告诉我,而我也知道自己身体上的缺陷,但我一直模模糊糊地认为,既然他们可以听到,必然是有某种“第二视觉”,万万没有想到,原来一个又一个孩子也像我一样一点儿也看不见。

但是他们是那么高兴,那么活泼,同他们一起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中,我很快就忘掉了痛苦。

在波士顿,和盲童们在一起,使我感到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每天我都在热切地寻求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历程。我把波士顿看成是世界之始,也是世界之末,我几乎不能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广阔的世界。

在波士顿期间,我们参观了克邦山,在那里,莎莉文小姐给我上了第一堂历史课。当我知道这座山就是当年英雄们激战的地方时,真是激动万分。我数着一级级台阶,越爬越高,心里面想像着英雄们奋勇攀爬,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的情形。

第二天,我们乘船去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海上旅行,也是第一次乘轮船。

海上的生活真是丰富而又热闹!但机器的隆隆声,使我感到像是在打雷,心想若下了雨,便不能在户外野餐了,心中一急,竟哭了起来。

普利茅斯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当年移民们登陆时踩过的那块大岩石。用手摸着这块岩石,仿佛当年移民们艰苦跋涉的伟大事迹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在参观移民博物馆时,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送给我一块普利茅斯岩石的模型。我时常把它握在手上,抚摸它那凸凹不平的表面、中间的一条裂缝以及刻在上面的“1620年”,脑海里浮现出早期英国移民的一桩桩可歌可泣的事迹。

他们的辉煌业绩在我幼小心灵里是多么崇高而伟大呵!在我心目中,他们是在异乡创建家园的最勇敢、最慷慨的人。他们不但为自己争取自由,也为其同胞争取自由。但是若干年后,我知道了他们的宗教迫害行为后,又使我深深地感到非常惊讶和失望。

在波士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威廉。韦德先生和他的女儿,他们的仁慈和热情使我至今不能忘怀。有一天,我们到贝弗利去拜访他们的农场,当我们穿过美丽的玫瑰园时,两只狗跑来迎接我们,大的叫利昂,小的长着一身卷毛,搭拉着两个长耳朵,名叫弗里茨。农场里有许多马,跑得最快的一匹叫尼姆罗德,它把鼻子伸进我的手里,要我拍拍它,给它一块糖吃,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还记得,那个农场靠近海边,我生平第一次到海边的沙滩上玩耍。沙子又硬又光滑,同布鲁斯特海滨的松软而尖锐,混合海草和贝壳的沙子完全两样。韦德先生告诉我,许多从波士顿启航开往欧洲的大轮船都要经过这里。以后,我又多次见到他,他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说实在的,我之所以把波士顿称为“好心城”,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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