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二日上午,苏格兰警卫麦弗森来到伦敦桥车站的月台,展开一天的工作,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完全意想不到的景象。往福克斯通列车的行李车厢旁,站着一名黑衣女子,看模样是个女仆,但长得想当美,此时正哭得肝肠寸断。

她悲伤的对象并不难发现,因为就在那名可怜的姑娘旁边,有一具素面木棺材放在行李平板推车上。这具棺材虽然廉价而简朴,但侧板上仍有几个通气孔。棺盖上还安着一只袖珍钟楼,内有一个小钟,钟锤上的绳索穿过一个小洞,通到棺材内部。

尽管这副景象令人料想不到,麦弗森却丝毫不觉得神秘费解——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任何人亦是如此。当他走近那具棺材,闻到通气孔散发出肉类腐烂许久的臭味,显示里面的屍体已经死去有一段时间时,他也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状况同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十九世纪期间,英国和美国都兴起一股对过早埋葬的奇特关注。这种对活埋的怪异担忧可以见诸艾德格·爱伦坡和其他人的恐怖文学中,他们的作品常会以过早埋葬为主题。现代人会觉得,这类夸张的想法纯粹出於想像;因此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而言,过早埋葬是全社会几乎人人都有的一种真实的、极其明确的恐惧,从最迷信的工人到最有教养的专业人士都不例外。

而且,这种普遍的恐惧不单是神经过敏的执迷。恰恰相反:有许多证据导致理性人士相信活埋的事情的确发生过,只是运气好才得以挽回。一八五三年威尔斯就发生一个广为流传的案例,主角是个显然溺死的十岁男孩:“棺木放入挖好的墓穴中,铲入第一锹土时,棺内突然传来极其骇人的叫闹声和踢脚声。教堂司事要大家停止铲土,打开棺盖,随後那个孩子跨出来,喊着要找爸妈。但这个男孩许多个小时前已经被宣布死亡,医生说当时他没有呼吸,也探不到脉搏,死灰的皮肤一片冰冷。看到儿子复活,那位母亲当场昏倒,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

大部分被活埋的受害人都是溺死,或者触电致死,但还有其他例子是受害人陷入了“显然死亡或失去生命迹象”的状态。

事实上,要判断一个人死亡与否,本来就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直到一个世纪後,医生在处理器官移植的医学道德争议之时,又再度面对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要忘了,直到一九五零年,医学界才明白心跳停止後仍然可以使之恢复;而在一八五零年,许多原因致使一切判断死亡的指标都不尽可靠。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两种方式处理。第一件是将下葬的时间延後几天——延一个星期也不算少见——等到心爱的人离开此世的嗅觉证据明显无误。的确,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愿意尽量延後葬礼时间。威灵顿公爵於一八五二年过世时,有关他的正式葬礼该定於何时,曾引起公开讨论,这位铁面公爵只能等到这些争议平息,直到死亡超过两个月後,才终於安葬。

第二个避免活埋事件发生的方法,则是出於技术的变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发明了一种复杂的警示与讯号装置,好让人们知道死者复活了。有钱人下葬时,可能会留有一根长长的铁管从棺材里通到地面上,同时派一个信得过的家仆待在墓园里,日以继夜看守至少一个月,以备万一死者忽然苏醒而呼喊求助。而埋葬在家族墓穴这类地面上处所的,通常屍体都会装在特有的弹簧棺材里,上头有复杂的铁丝连着死者的手脚,只要死者一有动静,棺盖就会弹开。很多人认为这个方法是最好的,因为一般相信,死而复活的人往往会处於一种说不出话或局部麻痹的状态。

这些装了弹簧的棺材有时会在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後弹开(无疑是因为某些外部震动或弹簧机械装置损坏所造成的),因而让一般人更不确定人要死去多久没复活(即使只是复活一下子),才是真的死了。

大部分讯号装置都所费不赀,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穷人便采取比较简单的方法,下葬亲人时会加上某些如铁锹或铲子之类的工具,这样如果死者复活了,他们就可以自己掘土逃出来。

低廉的警示系统显然有个潜在的市场。一八五二年,乔治·贝特森为“贝特森复活器”申请专利获准,这套仪器被描述为“一种最经济、最巧妙,而且最可靠的机械装置,胜於其他任何方法,让失去至亲者均可获得心灵的平静,不分贫富贵贱。”

这套一般通称为“贝特森钟楼”的装置,是在棺盖上安装一个简朴的铁铃铛,就在死者头部上方的位置,用一根绳子或铁丝连接着棺内死者的手,“於是最小的颤抖都会引发警示的铃声”。贝特森钟楼立刻大受欢迎,不过几年,很大部分棺材上都安装了这种铃铛。在这段期间,光是伦敦每天就有三千人死亡,贝特森自然大发利市;他很快就变得富有,而且也获得了身分地位:一八五九年,维多利亚女王还颁发大英帝国勳章给他,以表彰他的成就。

这个故事有个怪异的注脚,贝特森自己也始终深恐被活埋,於是他的工坊制造出愈加复杂的警示系统,以便他死後安装在自己的棺材上。到一八六七年,这种忧虑已经逼得他精神错乱,他改写遗嘱,指示家人在他死後将他火化。然而,由於疑心家人可能不会遵照他的指示,於是在一八六八年,他在工坊里全身浇满亚麻仁油後,点火自焚身亡。

五月二十二日清晨,除了那个哭泣的女仆和安装了钟楼的棺材之外,麦弗森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因为他知道今天哈布氏银行的金条随时都会装上火车。

从行李车厢打开的门,他看到里头的警卫博吉司。麦弗森朝他挥挥手,博吉司则回以一个紧张的、颇为拘谨的招呼。麦弗森知道他的站长叔叔昨天严厉训诫了博吉司一顿,博吉司当然会惟恐保不住饭碗,尤其另一个警卫已经被开除了。麦弗森认为这就是博吉司紧张的原因。或者是因为那个啜泣的女人,一个堂堂男子汉被女性的凄惨哭声搞得慌张失措也不是什麽新闻。

麦弗森转向那位姑娘,递出他的手帕。“别难过了,小姐,”他说:“别难过了……”他嗅嗅空气。站在棺材边,他发现从通气孔渗出的那股气味真是臭得让人受不了。但臭味并没有让他忽略眼前这名悲泣的姑娘颇有吸引力。“别难过了。”他又说。

“啊,拜托,先生,”那位姑娘哭着说,接过他的手帕摀着鼻子啜泣:“啊,拜托,你能不能帮我呢?那个人真是个没心肝的禽兽,太可恶了。”

“哪个人?”麦弗森问,心头涌上一股愤慨。

“啊,拜托,先生,就是火车上那个警卫。他不让我把这位亲爱的哥哥放上火车,说得等另一个警卫来。啊,我好苦命啊。”她说完了又开始泪如雨下。

“真是无情的混蛋,他为什麽不让令兄上车?”

那位姑娘一面抽噎着,一面说着些有关规定的事情。

“规定?”他说:“都见鬼去吧。”他注意到她起伏的胸部,还有纤细完美的腰身。

“拜托,先生,他好坚持要让另一个警卫——”

“小姐,”他说:“我就是另一个警卫,就站在你面前。我会看着令兄上火车,绝对不耽误,你不用担心那位坏蛋了。”

“啊,先生,真是太感激您了。”她说,满脸泪痕中挤出一朵微笑。

麦弗森完全招架不住:他很年轻,正值青春年少,而这位姑娘很漂亮,又很快就对他表示感激。在那一刻,他心头涌上一股庞大的柔情,对她的哀伤深感同情。一时之间,种种情绪交织,弄得他晕头转向了。

“你先等一下,”他向那位姑娘保证,然後转身想去斥责博吉司太不通人情,执行规定完全不肯变通。但他还没开口,就看到哈布氏银行的灰色制服武装警卫出现,押着要托运的金条来到月台上,正朝他们走过来。

整个装运过程一丝不苟。首先,两个警卫来到月台,进入行李车厢,迅速搜查车厢内一番。然後又有八个警卫来到月台,围着两辆平板推车成整齐队形前进,每辆推车上各载着一批四方形的密封保险盒,堆得很高,由一组汗流浃背、吃力得低哼的脚夫推着。

行李车厢内放下一块斜坡板,脚夫围过来,先把第一辆载着保险盒的平板推车推上去,接着是第二辆,推到车厢内安放的保险柜前。

接下来,一名银行主管出现了,是个颇有权威架式、穿着体面的绅士,手里拿着两把钥匙。不久後,麦弗森的站长叔叔也带着第二组钥匙来到。他叔叔和那位银行主管将钥匙插入保险柜,打开来。

装着金条的保险盒被一一放进保险柜後,柜门关上,发出巨大的金属碰撞声响,在车厢内回荡着。随即钥匙插入转动,锁住保险柜。

那名银行主管带着他的钥匙离开,麦弗森的叔叔则将自己的钥匙放入口袋,走向他侄子。

“今天早上好好工作,”他说:“每个大得能装人的包裹都要打开来检查,不能有例外。”他嗅了嗅空气:“这个可怕的臭味是什麽?”

麦弗森回头朝不远处那位姑娘和棺材点了个头。看到这副凄惨的景象,他叔叔却只是皱皱眉,毫无同情之色:“要搭上午的火车,是吗?”

“是的,叔叔。”

“打开来看看。”站长说完转身离开。

“可是,叔叔——”麦弗森开口,想着他要是坚持开棺检查,就会失去那位姑娘刚刚对他产生的好感了。

站长停下:“你不敢?老天,你也太没用了。”他望着侄子痛苦的表情,误以为那是困窘。“好吧,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没什麽好怕的。我亲自去检查吧。”於是站长大步走向那位啜泣的姑娘和她旁边的棺材。麦弗森不情愿地跟在後头。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一个令人惊骇的恐怖声音:贝特森发明的专利钟响了起来。

後来在法庭的证词中,皮尔思解释整个计画背後的心理分析。“如果一个警卫疑心会出某种状况,他就会随时保持警觉,等着那个状况发生。我知道火车警卫会怀疑有活人躲在棺材里要蒙混上车,因为警觉性高的警卫知道棺材里要躲人很容易;但他也不会太疑心,因为这种花招太拙劣、太明显了。”

“不过,他可能会好奇棺材内的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如果他警觉性高,他就会要求把棺材打开,花点时间彻底检查屍体,好确定那真的是死人。他可能会探探脉搏,或者摸摸皮肤的温度,或者用根手杖四处戳戳看。没有一个活人可以通过这种检查的。”

“但如果所有人都相信那个人没死,而是错被装进棺材的活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有的情绪会完全颠倒过来:警卫不再疑心,而是希望那具躯体是活的。大家不会郑重而充满敬意地打开棺盖,而是会匆匆忙忙赶紧弄开;旁边还有死者的亲人急着想帮忙,充分证明棺材里没有什麽好隐藏的。”

“然後,盖子打开,露出腐烂的屍体,看到的人反应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满腹期望瞬间消逝无踪;只消看上一眼,就明白残酷而可怕的事实,自然就不会费事检查半天。而且极度失望的家人会伤心欲狂,於是很快就会关上棺盖——一切是因为结果与期待相反。这只不过是基本人性,每个凡人都一样。”

铃声响了,只有一声,而且很短促,那个啜泣的姑娘尖叫一声。同一刻,站长和他侄子拔腿奔跑,很快就来到棺材边。

此时那位姑娘已经陷入严重歇斯底里的状态,她手指猛抠棺盖,没意识到她的努力只是徒劳而已。“啊,亲爱的哥哥——啊,查理,亲爱的查理——啊,上帝,他还活着……”她十指乱扒着木头表面,摇得棺材上头的铃铛响个不停。

看到那个姑娘的疯狂焦虑,站长叔侄两人一时之间也被感染了,但很快就恢复理智。棺盖用一连串金属栓扣给封住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打开来。在十万火急的那一刻,显然他们两个人都没意识到,这具棺材的栓扣比一般的都要多,因此开棺的过程当然拖得更久,同时那个痛苦的姑娘还拼命抓着棺盖,妨碍他们打开栓扣。

没多久,两名男子就被搞得很紧张。而且那个姑娘还不断哭喊着:“啊,查理——上帝啊,快点,他还活着——拜托,上帝啊,他还活着,赞美上帝——”同时那个铃铛仍然因为棺材的震动而响个不停。

这场骚动引来了不少人群,他们站在几步外的月台上,看着这个怪异的奇景。

“啊,快点,快点吧,免得太迟了。”那姑娘哭喊着,两名男子手忙脚乱,等他们开到最後两个栓扣时,站长才听到那个姑娘喊道:“啊,我就知道不是霍乱,都是那个庸医胡说。啊,我就知道……”

站长僵住了,一只手放在栓扣上。“霍乱?”他说。

“啊,快点,快点。”那名姑娘喊着:“我已经等了五天,才等到铃响……”

“你刚刚说霍乱?”站长又说了一遍:“五天?”

但站长的侄子仍一路继续打开栓扣,

此时终於把棺盖掀开了。

“感谢上帝!”那姑娘大喊,朝棺内的屍体扑过去,好像要拥抱她哥哥。但她扑到一半顿住,这完全可以理解。随着棺盖打开,一股可怕至极的恶臭简直像摸得着的大浪奔涌而出,而恶臭的来源也不难判定;躺在棺内的屍体,穿着星期天上教堂的最好衣服,双手合拢在胸部交叠,显然已经处於腐烂的状态了。

死者的脸部和双手都充气肿胀,一片恶心的灰绿色。他的嘴唇是黑的,吐出一小截的舌头也是黑的。那幅恐怖的景象站长和他的侄子只瞥了一眼,注意力就被那位发狂的姑娘拉走,她发出一声心碎的痛苦尖叫,然後就昏过去了。那位侄子立刻冲过去照料她,而动作比较迟缓的站长则阖上棺盖,开始关上栓扣,速度比打开时快了许多。

围观的群众一听到棺内的人是死於霍乱,立刻有志一同地迅速散去。顷刻间,火车站月台简直没剩几个人了。

不久那个女仆姑娘醒了过来,但仍处於悲痛欲绝的状态。她不断轻声问:“怎麽会这样呢?我听到了铃声啊。你们没听到吗?我明明听到了,你们没听到吗?铃响了啊。”

麦弗森尽力安抚她,说一定是地面震动或突来的风之类的,才会引起那个铃铛发出响声。

站长看到他侄子全力在照顾那个可怜的姑娘,於是负起监督托运行李的责任,一一检查运上福克斯通列车那节行李车厢的物品。尽管之前有这麽一场烦人的风波,但他仍尽力打起精神监视。两位打扮体面的淑女各托运了一只大皮箱,尽管她们傲慢地抗议,站长仍坚持把两个皮箱都打开来检查过。此外又发生了另一个事件,一位胖大个儿的绅士把一只鹦鹉——或者是别种多色鸟——放进行李车厢,然後要求让他的男仆跟那只鸟相伴搭车,以便一路随时照顾。站长拒绝了,并解释这条铁路线的新规定。那位绅士就发脾气骂起人来,然後又说要给站长“一点合理的酬劳”;虽然站长对那位绅士提议的十先令颇为心动,却连对自己都不能承认,因为旁边还站着他前一天才刚训诫过的警卫博吉司。於是站长不得不回绝贿赂,他自己很不高兴,那位绅士也很不高兴地顿着重重的步伐走了,一路还恨恨地诅咒个不停。

这些事件当然不会让站长的心情更好,最後那具散发着恶臭的棺材总算装上行李车厢时,站长松了口气警告博吉司,用一种非常担心的口吻,要他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车厢里那具棺材里的屍体,正是霍乱的受害者。

博吉司完全没有回答,只是一脸紧张又不太舒服的表情,但他原先的表情就是这样。站长觉得有点不满,於是厉声命令他侄子赶紧尽自己的职责,去锁上车厢。然後他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

後来那位站长在法庭作证时,很尴尬的表示,他完全不记得那天在车站看过一名红胡子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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