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

作者简介

左丘明，BC556~BC451，春秋时鲁国人，史学家。著《左氏春秋》。

内容简介

《国语》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春秋时期（约BC967-BC453）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

短评

春秋时最大的较量在人与必然性之间，人——属灵的、拥有不灭之灵魂者，终其一生与试图使之坠落的重力抗衡，这是一条隐秘的线，一种不出声的挣扎，只在那个世代被人们无意识地记录下来。中国人心灵里的神性，在此有深邃的展现，从后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看，这种展现也可能是唯一的。

必然性属于大地，但灵魂来自那以外，更遥远的天空或海洋，人们继承祖先留下的轻盈之翼，却无力再次回到天空，类似的渴望以及由此诞生的忧伤，在春秋时期的不同文本里，以不同形式多次提及。不只是《左传》，这种忧伤浸透了整个春秋时代，甚至蔓延到时代终结后好多年，在庄子的作品里，再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了这种忧伤。他虚构了很多故事，讲道的不可传递，珍稀之地难以抵达，以及人不得不困于此时此地，不得不就这样持续活下去。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这是比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哀伤得多的故事，形、色、名、声，皆不足以“得彼之情”，活着的人并没有一条可以通往过去的、已死的圣人们所在世界的道路。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开，某些东西会越来越稀薄，以至绝迹。文字、声音、图像，所有试图传递那个世界的努力，都近乎徒劳。

庄子的写作，是关于那个世界最后的回响，故事讲完，整个世界轰然关上了门，人们不再需要记得他们曾经的遗憾了，也不会再有人为这种忧伤缠绕。事实上，后来的中国人已完全不同，神的远离，人在此世的困顿，不再是他们哀伤和苦恼的源头，他们彻底匍匐于大地，而天空就只是天空。正因为如此，在那个世界行将崩塌的几百年间，人们记录下的每一笔，其实饱含泪痕。那些人中最敏感的心灵，已经预见了所有，数千年不过一日，后来的人们再也回不去了。

第一次有关人神间断裂的记号，是“绝地通天”，这是上古时一桩大事，否则，不会在先秦以前的诸多文本里留下痕迹，《尚书》《山海经》《国语》《墨子》都记载过它，而以春秋时的《国语》最为详尽。今天很少有人就文字本身去理解这件事，因为连隔得不那么远的春秋时人都已不理解了，楚昭王读到《尚书》里重、黎使天地不通一段，想不明白，他问大夫观射父，难道说这以前，人竟能够上天？观射父解释说，不是这样的，上古时人神不杂，各行其道，“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男曰觋，女曰巫。”但少暤为帝时，人人皆称通神，“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神性被亵渎，真伪相杂，纯粹无存，到帝颛顼时，“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今天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文字来把握那个时代，除此以外，我们更加一无所知。薇依说，“必须在言辞上相信柏拉图”，对春秋时的文本，也必须如此，回到它最简洁的意义上，长时间审视，以此深入其间。

这段文本包含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关于“地通天”的理解，在这里，它很明确是指向个体灵魂的，是人身上神性的充分增长和呈现，是人与神的某种相似，或者说人具备神的某些属性，以此来靠近神。

古代中国人身上的确曾有过那种近乎完美的神性，甚至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建基在这种神性之上。在神性与此世之间，以德性作为联结的方式，本质上，德性正是对神的一种模仿，它使人们得以跨越此世此身的困厄。而祭祀、斋敬、礼仪、政治，这些我们后来有所了解的，似乎作为整个儿古中国面貌出现的事物，是在此联结之内的衍生，至高之物向下流泻而成的一种形制，其来源仍是超越性的。左丘明所记，多是治国政事，但他的记叙方式显示，他不认为政治本身具有绝对意味，作为人世形态的一种，它始终只是一种待完成的、具有朝向意味的相对存在。

在观射父讲“绝地天通”之后，《国语》紧跟着记录了一段他对祭祀制度的论述，这一回同样是由于楚昭王的疑惑，他觉得祭祀用品太小，于是问观射父，观射父告诉他：

“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以告徧至，则无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杀，接诚拔取以献具，为齐敬也。”

整个儿祭祀制度，也建基于对神性的深刻认识。不仅仅是规制或戒律，它显示一条由至高理念缓缓下行的路途，由这里再到礼乐、教化、政治，到古中国建立的一系列文明，人们可以看见一种极度近似的建构模式。人世是一条下降的道路，而古中国人试图让每一步留下记号，以期再次返回，或者，只是不遗忘。这一属神的脉络隐晦微妙，但并未完全湮没。

中国人的神，有一种极度的纯粹性，它剥除了人格、善恶、实在，近乎一种沉默、虚空、无为，又流动四溢、永恒循环的临在。很少有民族能这样抽象化一个神的概念，同时又使它覆盖一切，无所不纳。这种过于虚空的理念，在传递上有天然的困难，它极易为实在所侵占，人们抛弃以至遗忘，转而膜拜尘世里那些具象的、结实的、强有力之物，是迟早的事。但真相被掩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把所有这些分散的文本并列一处，我们将有可能进入古代中国人的神性世界。

周景王要铸大钟，单穆公力谏，是因为它超出了作为悦耳之用的必要限度，“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这一理由的背后，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草木以节之”，表面上，它指涉乐的本源与功用，但继续追溯下去，“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 它真正指向的地方仍在那高天，那万物所由而出的遥远之地。

音乐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介质，用以铺成一条通往神性的路。这个降落的世界并非毫无意义，因为人神之间并不因此就截然分开，因为人世还可被制造得尽可能接近于神。人们不是被动地、无可依恃地等待神的降临，恩典的救赎，他们主动理解和探索神性本身，使行动可以合于神的气息和节奏，以此确立地上世界合理性的标记，同时也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目的。

最深刻的虔诚隐藏其中，神并非某个集中的、唯一化的概念，而是散布的，遍在的，融合于一切之内，人的每一下起坐落念，都可与之应和。

越王勾践即位三年，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

这段文本记录春秋世代最后几十年，范蠡，这个时代最后的智者，同时也是古中国那群人里最后的代表，以其对神的模仿和认知发展出一套无与伦比的兵法理论。也就是说，古代兵法中那些深邃精妙的理论，最早也来自对神的深切体悟，有一个共同的超自然来源。这里的“天道”，至高的德性，万事万物得以创造和养育的源头，不是别的，就是神，古中国人以这种无人格化的词语命名神，不过意味着他们同时将之理解为一种中正的、不偏不倚的包容性力量。

本质上，范蠡的讲述，跟他之前的观射父等人并无不同，神无所不在，哪怕战争，也有神性，要求得最后的胜，人踏出的每一步，需依循神的节奏。所有这些讲述表明，他们共同遵循一个不言而喻的传统，他们浸淫其间，甚至不需要给这个传统以某种定义，万物的唯一标准，只是神本身，越是充分理解这一点，越能够呈现一种怡然自得的生存状态，并在怀有同样理解的一群人中构筑出一种曼妙的文明。

这是古中国文明建立的基石，它不是从泥土里生出来的，其依循建造的原型在天上，在还未太远的有关过去的记忆和想象里。如果这种传统能够延续至今，这些记录也许反而看不见，只有当越来越多逸出于传统的异常事件出现时，人们才会一次次站出来，反复陈述、强调，从而在时间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这是这段文明留下的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印刻着神与我们这个世界一点点远离，最后完全失散的过程。只是，今天没有多少人再意识到这一点。

楚昭王关于“绝地天通”的那个问话表明，他那里，神已是某种外化的、异质的特殊存在，这种理解也许更接近今天大部分人对神的观念。应该说，很久以前，中国人就遗忘了那种作为神之显现或神之载体的人的存在方式，基督在中国人的心灵里，始终是一个不同于人的神性概念，佛亦近仙，诸多历史和隐喻也被视为传说或神话。对人自身概念的限制，相应地，也使他们难以理解与人同质、作为一种内化而非外在异质力的神的概念。神成为真正的不可言说、不可理解之物，尘世到后来，越来越接近一个封闭的被隔绝在自身之内的世界。

春秋时代文本的珍贵因此具有唯一性，整个中文世界，只有它们呈现了一个没有被彻底封存的尘世，一个仍旧微澜涌动，意识得到自己跟神性世界同气连枝的尘世。是那扇通往更辽阔、更高远处的门被关上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所有矛盾和冲突，不同于以后的所有时间，这里的悲剧拥有真正的绝望和心碎。

注视它们，寻找那些被打碎的属神之物的遗迹，是我们最后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