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三:忆广岛王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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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我曾有一次短暂的广岛之行。我的同窗挚友欣翔君正在日本任教,他为了解决“终身大事”,不得不回祖国老家河南与生母谈判。他要我帮忙,去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给他代课,时间最长一年,短则一个学期。恰巧那时我是个“待业青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一咬牙一跺脚,去!

来到广岛,想不到的景象呈现在眼前,空荡荡的大马路上,车稀人疏,商店大都上着板(不营业),颇似我国的大年初一(春节)。更奇怪的是,很少看见个男人,过往行人尽是女的。我心中暗忖“女儿国”?

我住在学校附近的尚志会馆,那是一所私人开设的小旅馆。老板是位八旬开外的聋老头,矮个驼背,两只眼已失明,当过兵。问他到过中国吗?脑袋立刻摇得像拨郎鼓。后来听人说他在朝鲜呆过好几年。

旅店的主持人是老板的寡妇女儿,30来岁,干净利落,淡淡的梳妆,脸上总带着笑容,遇见人就鞠深躬问好。她是旅馆的顶梁柱,一切活儿都由她干:做饭、烧水、打扫卫生。旅馆中几十口人的一日三餐由她亲手烹制,每晚的一池子洗澡水(约半间屋子大),由她烧热。还要在房前屋后窄小的庭院中栽花种菜。旅馆里养着几只纯种来亨鸡,鲜红的冠子、雪白的羽毛,下蛋不叫唤,放鸡是老头的专职工作,用绳子拴住鸡腿,他每天去郊外放鸡。

清晨我去学校上课,只见家家户户门前都放着一小堆蔬菜,有时是几个土豆子,有时是数根白萝卜,有时是一把我叫不上名的绿叶菜。每隔五六天还分大米,是一种极粗的机米,据说每人每日定量二合三(“合”念ge,约计中国半市斤左右)。这是当时广岛的“配给”制度。居民都吃一样的饭菜。拿钱买不出东西,钱没有用。此外燃料也配给,一日三餐不能都吃热饭,每天至少吃一顿冷饭。我住旅馆,中午不用去饭厅,老板的女儿端着一大托盘挨屋送饭。每人四个冷饭团,像中国的艾窝窝的形状,略小,没有馅,内有一个酸梅,有时饭团外面裹一层紫菜。至于早晚饭都到饭厅去吃,大长桌子摆着一份份的小托盘。每份有一小碗米饭、一碗大酱汤、一碟菜。这点东西装进肚里,谁也没有“饱”的感觉。所以那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饿”。

留学生大都比我小几岁,在日本呆的时间却比我长,他们不像我人地生疏两眼漆黑,常陪我出去玩,实际上是找“吃儿”。他们没领我去参观广岛的名胜古迹,而是找饭馆。发现哪儿挂出“只今准备中”的小木牌,立刻排队。他们都很在行,我得到他们的很大帮助。在饭馆门前排半天队,卖黑面条,一种由海藻制成的代用品,很不好吃。大家都很失望。

在广岛最滑稽的一件事,至今令我难忘,就是高八层楼的“福屋”百货公司几乎近于完全停业状态,仅在一楼卖些很少有人光顾的东西,如草编帽子、丝麻腰带、木制拖鞋等。但是,“福屋”百货公司却卖粥(鱼生粥)。清清冷冷的大楼,只要一卖粥,就立刻招徕千百名顾客,顿时热闹起来,排队的人从一层楼排到八层楼,再从八层楼排回一层楼。我是排过队喝过粥的,而且不止一次,因为肚皮需要。

学校里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少,都“勤劳奉侍”(就是当军人去打仗)去了。学校停课关门。我在异国又失业了,当然应该马上回国,但谈何容易!正在急不可奈的时候,母亲生病,打来一个加急电报,妈救了我。回国前一些日本友人和留学生还托我给带东西呢。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降落在广岛之前,我安然无恙地回到祖国。亲朋好友都唏嘘不止,说我命大,命好,真是捡了一条命。

(原载1955年1月6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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