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我来了个恶作剧。我们屋里晚上点一只油盏,挂在门口墙上。我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我和同屋伙伴儿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我幸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拈。我战战兢兢移开枕被,和同伴提着床单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我大老清早就起来洗单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迹好像永远洗不掉。

我遇见默存,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默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我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我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我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一声:“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离开此地吗?休想!”说真话,他虽然如此安慰我,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

这年年底,默存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传闻。

默存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京,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我,特来报告他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我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我时脸上还是静静的。我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

他告诉我回京的有谁、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我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

默存比别人”少壮”吗?我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赦书一日行千里……州家申名使家抑”,感触万端。

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告知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可是查无实据。默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默存只好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我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我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就跟她同回宿舍;她长叹一声,欲言又止。我们各自回房。

回京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我独往菜园去,忽然转念:我如送走了默存,我还能领会“咱们”的心情吗?只怕我身虽在干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们”中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它。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拥,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干校迁往明港,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干校实在不干什么,却是不准离开。火车站只需一小时多的步行就能到达,但没有军宣队的证明,买不到火车票。一次默存牙痛,我病目。我们约定日子,各自请了假同到信阳看病。医院新发明一种“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病人不敢尝试,都逃跑了。默存和我溜出去游了一个胜地——忘了名称。山是一个土墩,湖是一个半干的水塘,有一座破败的长桥,山坳里有几畦药苗。虽然没什么好玩的,我们逃了一天学,非常快活。后来我独到信阳看眼睛,泪道给楦裂了。我要回北京医治,军宣队怎么也不答应。我请事假回京,还须领到学部的证明,医院才准挂号。这大约都是为了防止干校人员借看病回京,不再返回干校。

在干校生了大病,只好碰运气。我回京治了眼睛,就带阿圆来干校探亲。我们母女到了明港,料想默存准会来接;下了火车在车站满处找他不见,又到站外找,一路到干校,只怕默存还在车站找我们。谁知我回京后他就大病,犯了气喘,还发高烧。我和阿圆到他宿舍附近才有人告知。他们连里的医务员还算不上赤脚医生;据她自己告诉我,她生平第一次打静脉针,紧张得浑身冒汗,打针时结扎在默存臂上的皮带,打完针都忘了解松。可是打了两针居然见效,我和阿圆到干校时,他已退烧。那位医务员常指着自己的鼻子、晃着脑袋说:“钱先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难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两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糟呢。

阿圆来探过亲,彼此稍稍放松了记挂。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人都在焦急。报载林彪“嗝儿屁着凉”后,干校对“五一六”的斗争都泄了气。可是回北京的老弱病残呢,仍然也只是开会学习。

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去。不过既有第二批的遣送,就该还有第三批第四批……看来干校人员都将分批遣归。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同伙为我们高兴,还为我们俩饯行。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场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里拣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作此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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