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位兹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真是一对世无其匹的人。他们的热忱使得我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便不能前进一步。他们的弟子或者说他们的同伴山浦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达朗尼巴布、兰纳弗密巴布和其他几个律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文提亚巴布和贾纳克达立巴布也时常来帮助我们,他们都是比哈尔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农民们的谈话。

克里巴兰尼教授除了投入我们的共同工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他虽然是一个信德人,他却比一个在比哈尔生长的人更贝有比哈尔人的气质。我只见过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入乡随俗,随遇而安。而克里巴兰尼便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令人不可能感觉他是一个外省人,他可以说是我的看门总管。在目前,他把设法使我避免人们的“朝拜”当作他的生活的目的。他挡住人们,有时是运用他的源源不竭的幽默,有时又运用他那温和的威吓。到了晚上,他又执行起教员的职务,把他的历史研究或观察所得讲给他的同伴听,并使畏畏缩缩的来客鼓起了勇气。

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早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列入长期赞助者的名单之中,只要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他每月必来一两次。他当年所过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同他今日的简单生活,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对化。他同我们所维持的关系,使我们觉得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虽然他的时髦衣服,会给一个陌生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在比哈尔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因此我有了这样的信念,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乡村教育,要从事一种永久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农民们的愚昧无知实在可怜。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孩子到处游荡,就是叫他们从早到晚在靛青园里做工,每天挣两个铜板。在那个时候,一个男工的工资不过十个派士,女工不过六个派士,童工不过三个派士。每天能够挣得上四个安那的,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我和同伴们商量以后,决定在六个村子里开办小学。我们同农民商定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他们供给教员食宿,其他的费用则由我们负担。乡下人手头是没有现钱的,但是他们很可以供应粮食。其实他们已经表示,他们愿意供给谷物和其他原料。

到哪里去找教员倒是一个大问题。在当地很难找到肯为一点点津贴或毫无薪俸而工作的教员。我的主张是决不能把孩子交给普普通通的教员。教员的学问资格不如他们的道德品质那样重要。

于是我发出一个征求义务教员的公开呼吁,得到了很快的反应。甘伽达劳·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萨希布·索曼和彭达立克来找我们。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从孟买来,而阿难蒂白·卫珊巴扬夫人则从浦那来。我派人到我们的学院里去找卓达拉尔,苏伦德罗纳斯和我的儿子德夫达斯。大约就在这时候,摩诃德夫·德赛和纳罗哈立·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奔我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工作。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队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难蒂白夫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杜尔嘉·德赛夫人和曼尼朋·巴立克夫人只懂得一点点古遮拉特文,而嘉斯杜白甚至连古遮拉特文也不懂。她们怎么能用印地语来教导儿童呢?

我对她们说明,我所希望她们的,不是教给儿童文法和读、写、算,而是教给他们清洁和礼貌。我还进一步向她们说明,就文字而论,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和马拉提文,并没有她们所想象的那样大的分别;无论如何,在低年级教授粗浅的字母和数字,并不算是一件难事。结果,这几位夫人所担任的班次成绩最好。这种经验增加了她们的自信心和她们对于工作的兴趣。

阿望蒂克白的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她把自己的专长都贡献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夫人接近农村妇女。

然而我并不以兴办小学教育为满足。农村是很不清洁的,街上堆满了污物,井的周围泥泞不堪,臭不可当,院子里也是脏得令人难受。年老的人最需要清洁教育。他们全都害着各色各样的皮肤病。于是我们决定尽可能多做一些卫生工作,并设法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

这个工作需要医生。我要求印度公仆社把德夫医师(现已故)借给我们。我们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立即答应服务六个月。男女教员全都在他手下工作。

他们都奉有明白的指示,不要过问涉及对种植园主的控诉或有关政治的事情。人民有什么意见都叫他们来见我。谁也不许超越自己的职守。朋友们都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

我不记得有谁发生过不守纪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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