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自开创这件工作,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把我为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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