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读者记住,我在这几章里所描述的,全都是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要是记住这一点,就容易弄清这几章之间的联系了。

由于这个农场的成长,我们发现必须为农场的男女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条件。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个印度教徒女孩。专门给他们聘请教员固然不可能,而且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合格的印度教员很少,即使有合格的,也没有人愿意为那么一点儿工资跑到远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去教书。况且我们也没有很多钱。而且我认为不必要从外面聘请教员到农场里来。我不相信现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凭经验和实验找出真正的办法,我只懂得这么一点,即理想的情况是: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我是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青一代的责任。

这个想法无疑地不是没有缺点的。所有的青年并不是从小就同我在一起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居于家长的地位,我又怎么能够以完全的公正对待他们呢?

然而我始终认为内心的教化或性格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我确信精神上的训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和教育有多大的差别,因此我决定象一个父亲似的整天二十四小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把性格的形成看作给他们的教育奠定适当的基础,只要基础打牢了,我相信小孩子自己或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可以学会一切其他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还有文字训练的必要性,我在克伦巴赤先生和普拉吉·德赛先生的帮助下开了几个班。我对体力训练也不放松。这一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因为农场里没有佣人,所有的事情从烧饭到打扫卫生的工作,都是自己干。农场里还有很多果子树需要照顾,而且还有足够的种植花木的工作要做。克伦巴赤先生是喜爱种花的,他在政府的一个示范花园里获得了一些这种工作的经验。农场里的人,不论老少,只要不是在厨房里工作的,都有义务做一点园艺工作。这个工作,孩子们做得不少,包括挖土、砍树和搬运东西。

这给了他们很多运动。他们很高兴做这工作,所以一般说来,他们不再需要别的运动或游戏。当然有的人,有时是所有的人装病和偷懒。有时我也姑息他们这种把戏,不过我常常是严格对待他们的。我敢说他们是不喜欢严格的,可是我不记得他们有谁反抗过。每当我严格起来的时候,我总是以说理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把工作当儿戏是不对的。然而这种效果维持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抛下工作去玩了。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这么训练他们的,而他们总算有了很强壮的体格。农场里几乎没有人害过病,虽然应该说,新鲜的空气和水,还有定时的饮食对这一点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还想就职业训练说一句话。我的意图是叫每一个青年人都学到某种有用的手艺。克伦巴赤先生为此跑到一个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去学习做鞋。我向他学会了这种手艺,并传授给那些打算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克伦巴赤先生还懂得一点木工,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懂得,于是我们开了一小班木工的课程。烧饭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学会了。

这一切对他们全是新鲜的。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会学这些东西。因为一般说来,南非的印度儿童能够得到的唯一训练是读、写、算三者而已。

在托尔斯泰农场,我们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教员没有做的事,就不要叫青年人去做,所以凡是叫他们做的工作,总是有个教员合作并且真正同他们一起工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青年人无论学什么,总是兴高采烈的。

关于文化训练和性格的形成,下面几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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