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先生是到南非来接受3,500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对印度人的代表团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在代表团的成员们头上泼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这倒给我们大家开了眼界,我看我们的工作得从头做起。我把这种局面向同事们作了说明。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并没有可以非议的。他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当文雅的办法使我们懂得强权统治是对的、或者是刀枪的法则。

然而我们没有刀枪。我们甚至连承受刀砍枪刺的神经和筋肉都没有。张伯伦先生花在这个次大陆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如果说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就得以旋风的速度走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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