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克利很急切地要我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当时所谓公众工作就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他所帮助进行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事务。

我喜欢戈克利的意见,但是律师是不是当得好,我却缺乏信心。过去失败的那些不愉快的经验还记忆犹新,我对于使用谄媚手段才能开展业务的憎恶仍然象憎恶毒药一样。

所以我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里,他一向对我寄与厚望,劝我到英国去留学的就是他,他马上就给我三个案子办理。其中两件是要到卡提亚华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去上诉,另外一个是在嘉姆纳伽的旧案件。最后这一个案子相当重要。我说我对这个案子没有多大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胜诉还是败诉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帮助你的。”

对方的律师是已故沙玛兹先生。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这倒不是我懂得很多印度法律,而是柯华尔朗·达维给了我非常透彻的指示。我去南非以前就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于见证法是非常熟悉的,而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赴南非途中曾就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然,我在南非所获得的法律经验,也是很有用处的。

我赢得了这场官司并取得了若干信心。至于那两个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不怕,也胜诉了。这一切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种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不至于失败。

但是在我叙述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孟买以前,我想谈一谈我所看到的关于英国官员不顾民间疾苦的情况。原来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他老是到处走动,律师们和当事人们都得跟着他转。律师一出门,收费就增加,当事人自然就得出双份钱。这位法官对这种情况是漠不关心的。

我在上边所说的案子打算在维罗瓦尔开庭,那里正闹时疫。就我所记得的,那个地方有5,500人口,每日疫情却有50起之多。那个地方事实上是很荒凉的,我就住在离城较远的一个荒凉的福舍里,可是打官司的人住到哪里去呢?如果他们是贫苦的,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有一个朋友也有几件案子在这个法庭里,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叫我向法庭申请移到别处去开庭,因为维罗瓦尔闹时疫。我一递上这个申请书,那位官老爷便问我:“你害怕吗?”

我回答说:“这不是我怕不怕的问题。我自己可以搬来搬去,可是打官司的人呢?”

“时疫在印度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位官老爷答道:“为什么怕它呢?维罗瓦尔的气候很好(这位官老爷住在离城很远的海边上,他在那里搭起宫殿似的帐篷)。人们一定要学会这样的露天生活。”

和这种哲学争论是没有用的。这位老爷对他的文书说:“你把甘地先生所说的话记下来吧,然后告诉我律师和打官司的人是不是感到很不方便。”

这位老爷自然是忠实地按照他以为是对的意见办事了。然而他怎么会想到贫苦的印度有什么疾苦呢?他怎么会了解人民的需要、习惯、特性和风俗呢?一个习惯于以金币衡量事物的人,忽然要用铜板来计算,他怎能够适应呢?一只大象不能想到蚂蚁的事情,尽管这个世界有着最好的意向,同样,英国人不会想到印度人的利益,或为印度的利益而立法。

不过我得接下去谈谈我还没有讲完的故事。我虽然有了一些成就,却还想在拉奇科特再多住一些时候。可是有一天柯华尔朗·达维却跑来对我说:“甘地,我们不让你埋没在这里,你得住到孟买去。”

“可是那里谁会给我工作呢?”我问道:“你能帮我解决开销问题吗?”

“当然,当然我能,”他说道:“我们有时候难免还要把你当作一个大律师从孟买请回来,写状子的工作我们会送到那里去给你的。一个律师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我们这些当律师的了。你在嘉姆纳伽和维罗瓦尔已经显出身手来了,所以我丝毫也不为你操心了。你是注定要干公众工作的,我们也不答应让你埋没在卡提亚华。那么你说吧,你什么时候上孟买去?”

“我等纳塔耳汇一笔钱来,钱到了我就走。”我回答道。两个星期以后,钱汇到了,我便动身到孟买去了。我在裴尼、吉尔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务所挂了牌,看起来我倒象是定居下来了。

第二十二章信仰受到了考验

我虽然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在齐尔关租了房子,上帝却不让我安顿下来。我才搬进新房子不久,二儿子曼尼拉尔便害上了严重的伤寒病,还夹带着肺炎和夜间昏迷的症状,在前几年他还害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把医生请来了。他说吃药的作用不大,但是给他吃鸡蛋喝鸡汤却有好处。

曼尼拉尔只有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作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个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会都吃素,我不可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他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

“你儿子的生命是有危险的,”这位好心的医生说道:“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掺水的牛奶,但是他得不到足够的养料,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人家也找我看病的,他们并不反对我所开的任何方子。我想你对待自己的儿子最好别那么固执。”

“你说的都很对,”我说道:“作为一个医生,你也只能这样做。但是我的责任却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一定会征求他的意见,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可是现在我得为他着想,并且为他作出决定。我以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信仰才受到了真正的考验。是对也好,是错也好,人不能吃肉、吃鸡蛋和类似的东西,这是我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手段,也应该有个限度。就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断然不做的。就我所了解,即使是在这种场合,宗教并不允许我或我的家属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就得冒你所说的那种可能的危险。不过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因为我不能有幸采用你的治病法,我打算试一下我凑巧知道的水疗法。但是我不会给孩子检查脉搏、胸膛、肺部等。如果你能费心随时来给他检查并把他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这位好心肠的医生谅解了我的困难,并且接受了我的要求。曼尼拉尔虽然自己还不能有所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所讲的话都告诉了他,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就请你试一试水疗法吧,”他说道:“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这使我很高兴,虽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给他吃其中某种东西,他也会吃的。我懂得库赫尼疗法,而且也试过。我还知道绝食也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按照库赫尼的方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并且接连三天不断给他掺水的桔汁喝。

然而他的体温并不下降,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开始不安起来了。人们会怎么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看我呢?我们能不能另找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夜柔吠陀”的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这些思想缠扰着我。于是产生了一股相反的思潮。上帝看见我以同样的治疗法冶疗我的儿子,象治疗我自己一样,他会高兴的。我相信水疗法,不大相信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保证治好,他们至多只能试验试验罢了。生命之线操在上帝手中。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并以他的名义继续进行我认为正确的治疗法呢?

我的心为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经是夜晚了。我在曼尼拉尔的床上躺在他身边。

我决定把他用一条湿被单裹起来。我起床去泡一条被单,把水挤掉以后,便把曼尼拉尔裹起来,只把他的头露在外面,然后盖上两条毛毯。我用一条湿毛巾蒙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身体烫的象热铁一样,而且非常干焦,一点汗也没有。

我已疲惫不堪。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大概已经十点钟了,走路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虑之中,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的荣誉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反复地念着,嘴里离不开“罗摩南玛”。过了一会儿我便回来了,心里怦怦地跳着。

我一进门,曼尼拉尔便说道:“你回来了吗,巴布?”

“是的,好孩子。”

“请你把我拖出去吧,我烧得厉害。”

“你发汗了吗,孩子?”

“我混身都湿透了,请你把我搬出去吧。”我摸一下他的额头,的确是汗水淋漓。温度下去了。我感谢上帝。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来。”

“不,我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个锅炉里救出来吧,要么以后再裹吧。”我设法哄他过了几分钟。汗水从他的额头直流下来。我解开了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而且大家都睡的象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没有那么烧了。他就这样靠掺水的牛奶和果汁过了四十天。如今我不害怕了。这是一种顽强的烧,但是它终于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说他的康复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呢?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决定吧。就我来说,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我的这种信念仍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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