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头一天,他就使我感到完全象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象待他的弟弟一样,他尽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设法使我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幸而我所要求的并不多,而且我已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很少需要对我个人的照料。他对我自立的习惯,个人的洁净、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规律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印象,常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凡是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他无不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皮·西·罗伊医师(现在是爵士)。他实际上就住在隔壁,是一个经常的客人。

他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罗伊医师和当年有多大的差别,他当年的衣着差不多和今天一样简朴,当然有这样一点不同,就是现在穿的是土布,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出产的细布。我觉得我永远听不够戈克利和罗伊医师的谈论,因为他们所谈的全都是有关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有时他们对于从事公众工作者有所非议,也很难过。结果,有些原来我认为是坚忍不拔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倒是微不足道了。

看着戈克利工作,实在象受教育一样令人快乐。他从不浪费一分钟。

他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全都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谈吐无非是为了国家好,而且绝无丝毫不真实或不诚恳之处。印度的贫困和屈辱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企图使他对别的事情也发生兴趣,但是他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所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已够我用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他对于兰纳德的尊敬是随时可见的。兰纳德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最后的,而他随时随地都会加以引用。兰纳德逝世纪念日(或者是诞辰,我记不清了)的时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是照例举行纪念的。当时除了我自己,还有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他请我们参加纪念会,他在讲话中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他偶尔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互相比较。他赞美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伟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曼德立克如何热心为当事人服务,他说有一次曼德立克误了火车,他竟包了专车以便及时赶到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比他们都崇高,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虽说他是一个法官,他却毫无惧怕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合,而且大家对于他的贤明是那样的信任,凡是他所决定的,都没有疑问地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辈的这些头脑和心地的品质时,他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那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不觉得他要一辆马车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的时候,不能坐电车吗?难道这就降低了领导人的尊严吗?”他听了有点儿难过地说道:“可见你对我也不了解!我并没有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安适上面。象你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走动,我倒是很羡慕,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也成为象我这样的知名的牺牲者,那你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个人的舒适。我喜欢你的简单的习惯。我也尽可能过简单的生活,但是象我这样的人,有一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他就这样令人满意地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我说道:“你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公众工作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什么时候有功夫出去散散步呢?”他答道。我对戈克利极为尊敬,从来不敢和他顶嘴。这个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却不作声了。当时我相信,现在我还相信,一个人不论有多少工作,总得找点时间运动运动,就和吃饭一样。我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耗损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会增强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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