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我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她们是卡提亚华的班尼亚呢?那时候,波希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人当中最文明的,所以纯粹的欧洲式样看起来既然不合式,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这么一来,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纱丽”,而孩子们就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裤子。当然,谁也不能够不穿鞋袜的。这使我的妻儿费了好长的时间才习惯起来。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袜子发出了臭汗味。脚趾常常觉得疼。对于他们反对这种办法的理由,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词答复他们。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他们同意改变服装,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在饭桌上使用刀叉。等到我对于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恋消逝以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经过长时间习惯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这对于他们,恐怕也是同样麻烦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抛弃了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却感到更加自由和轻松。

和我们搭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看到这些人和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属于委托我办案的一个当事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

这条船既然是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就只用十八天。然而我们在距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却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到来的陆地上的真正风暴的一种警告。在南半球,12月是夏天雨季的月份,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南海上,大大小小的暴风骤雨是很平常的。我们所碰到的那次风暴是那么猛烈而漫长,以致乘客们全都惶惶不安起来。那是一个森严的场面。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大家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他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只想到一个唯一的上帝。有的人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船长也和乘客们一起祷告。他向他们保证,这次风暴虽然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却有过几次比这更厉害的经验。还向他们说明,一条建造得好的轮船,可以说是顶得住任何气候的。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他们。每一分钟都听得见象是爆裂和漏水的响声。这条船颠簸摇摆的非常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沉没。甲板上当然没有人了。“上帝保佑啊”是每个人嘴里唯一的叫喊。就我记忆所及,这一场灾难大概延续了二十四小时。最后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脸上泛出了快乐的光辉,随着危险的消逝,上帝的名字也从他们嘴上消逝了。吃、喝、唱、玩又成为日常的生活。死亡的惧怕消除了,一刻也不停的热诚的祷告已让位给“玛亚”。通常的“纳玛滋”和祷告自然还是有的,但已失却了患难中的那种庄严神圣。

然而这次的风暴却使我和乘客们溶合为一。我对这次的风暴并不怎么害怕,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验。我是一个好航员,不晕船。所以我能够在乘客之中无所恐惧地走动,照料他们,安慰他们,把船长所发出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报告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因此所得到的友谊对我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也在同一天到达。

然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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