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铁路,只有驿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顿过夜。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依然有效;而且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经纪人打过一个电报。然而那个经纪人却想借故把我拉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一个生客,便说:“你的票已经被取消了。”我据理批驳。其实他内心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作“苦力”,而且样子象个生客,那个被叫做“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马车两边本来有两个座位,领班的照例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还是忍受为妙。我不能强迫自己坐到车厢里面去,要是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心里虽然极为忿怨,却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的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恐惧地而又颤抖地对他说:“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虽然我应当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是忍受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这一点我办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

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拉住车厢的铜拦杆,即使我的腕骨断了,也决不松手。这情景乘客们全看见了——那个家伙一面骂我,一面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是强者,而我是弱者。有几个乘客怜悯起来,嚷道:“汉子,由他吧。别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说得对。如果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他似乎有点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放了我的胳臂,还骂了我一顿,便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踏脚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我的心在心窝里急速地跳着,不晓得我还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家伙不时以怒目相视,用手指着我厉声说:“你当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求上帝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史丹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到这里来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自然很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安慰我。

我想把这件事的经过通知驿车公司的代理人。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请他注意他的手下对我的恐吓。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代理人的回信是这样说的:“从史丹德顿起,我们有一辆大一点的车子,由另外几个人负责。你所申诉的那个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心。我自然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安抵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给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他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既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称。我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我到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下,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他对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想住旅馆,这不是梦想吗?”

“为什么?”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他说道。“只有·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因为,为了赚钱,忍受一些侮辱也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跟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到的苦头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象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亚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更糟,头二等车票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你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进行过持久的努力?”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头二等车。”

我请人去弄一份铁路规章来看,发现里面是有漏洞的。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尤其如此。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总共也不过三十七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注意,这样做既花时间又花钱,但是同意我坐头等车的意见,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送了一张条子。我在条子上说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

我在信上还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自然是另有意图的。我想,如果站长来一个书面答复,他一定说个“不”字,尤其是因为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我打算穿最讲究的英国服装去见他,和他谈谈,可能的话还要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到车站上去,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张条子是你写的吗?”他问道。

“就是。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他笑着,和蔼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一个荷兰人。我懂得你的感情,我是同情你的。我的确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车守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

说了这些话,他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给了他必要的保证。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使他又惊又喜,但警告我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恐怕车守不会放过你,即使他同意你坐在头等车房,别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车守上来查票。他看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作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过来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车守喃喃地说:“只要你愿意和一个苦力一道赶路,那又干我什么事?”说完走开了。

当晚八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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