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和《动物农场》

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最初是从我去世的好友董乐山那里听说的。我对这位英国作家及其两部重要作品《1984》和《动物农场》的了解也是听乐山介绍才知道的。上一世纪90年代我翻译《动物农场》更是应乐山兄之约才决定动笔。在写这篇短文时,我应该首先提一下我同这位社会评论家和奥威尔名著《1984》的译者的相识过程。1972年,头顶上的乌云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搅得中国天翻地覆的急风暴雨已失去强劲势头,许多“左”的政策有所修改。五七干校虽未明令撤销,但下放干部却陆陆续续调回城里,恢复工作。我原在的学校已被取消,教职员工合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乐山原来就在二外,但他和我分属的两个干校都设在茶淀。这一年4月,我同乐山一起离开茶淀,成为二外同事,从此开始了一段持续近30年的交谊,并几次合作译介了一些外国作品,直到1999年老友弃离人世。在第二外语学院,我俩因“旧债”都未了清,暂时没有资格授课,一同被塞到英语系资料室,几乎每天都要会面,有机会交谈。就这样,我不仅对他的身世经历有所了解,也认识到他读书极广,博学多识。我同乐山都对翻译有兴趣,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成为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在一次交谈中,乐山提到有两部预言社会前途的作品很值得译介。一本是A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另一本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两本书描述的内容尽管不同——一本偏重科技进步,一本重在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但两书主题相通,都可以称为警世小说,警戒人们必须关注人类前途,免遭没顶之灾。这两本书当时我还都没读过。《1984》直到“文革”结束,乐山应《编译参考》约请译出发表,我才有机会阅读。但是奥威尔写的另一部寓言《动物农场》我却在听到乐山介绍这位英国作家之后不久就读到了。

关于乔治·奥威尔和《动物农场》“文革”前我因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精通英语、热爱西方文学的年轻朋友。他积攒了不少英文原版书,都是海外亲属托人辗转带进来的。“文革”中期,这位朋友由于某一特殊机缘,获准出国探亲,行前把一部分藏书赠给我,其中就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英国企鹅版丛书《动物农场》。我自然如获至宝,连夜读完。读后的感觉是“大为震骇”。《动物农场》用寓言形式讲了一个英国农场中动物造反的故事。动物因不堪人类场主虐待,又受了一头老猪的思想启迪,终于有一天闹了一场革命,把场主赶走,自己当了主人,“庄园农场”也更名为“动物农场”。但在革命成功以后,在新领袖猪的领导下,却发生了一件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粮食年年增产,口粮配给却越来越少。动物日夜苦战却见不到什么成果。风车遭暴风雨摧毁并非质量问题,是有坏人潜入破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为清除内部敌人而展开的屠杀。受猜疑后要坦白罪行,许多无辜的动物因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这些情景对我国经历过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也非常熟悉。这个寓言故事是影射中国吗?读者不禁要问。但这个问题只要翻一下书的扉页就清楚了。《动物农场》是在1945年由一家英国出版社——MartinSecker&Warburg首次印刷发行的,从1951年又收入企鹅丛书,不断重印。1945年,中国革命尚未全面胜利。作者死于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刚刚成立几个月。《动物农场》同中国的事务毫无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既与中国无关,毋庸讳言,作者撰写这个故事是以苏联斯大林当政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为蓝本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拿破仑影射了斯大林,被驱逐出农场的雪球是托洛茨基化身。小动物惨遭杀害就是苏共清党的缩影。我们知道,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固然视之为人类的希望,资本主义世界却对苏联展开一场围攻。反苏反共作品——或者造谣诽谤,或者夸大事实——矛头都指向这个新兴国家。《动物农场》会不会又是一本这类反动文人炮制的庸俗小册子呢?如果说作者假借动物寓言人类,那也不过是标新立异,为了使人觉得故事更加荒谬、更加滑稽而已。

岁月无情,离开这本书出版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离现在也已过了十几年。过去许多神话一一被揭穿,虽然还不能说真相俱已大白,但早年间遮人耳目的迷雾终于逐渐散去。许多不该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许多被歪曲、掩盖或粉饰的事,相继曝光,还原了真实面目,有的还得到纠正、平反。今天,即使承认《动物农场》讲的就是苏共,谅也不会被指为“凭空造”,给革命抹黑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给这本书定性,因为它并非一本反苏、反共的小册子,它的含义远比揭露某一专制国家、某一实行独裁的政权更为深远。近一百年的历史已经叫我们看清,任何一场革命,任何一个革命后的政权,如果失去民主监督,如果没有健全的法治,都有可能走向反面,一度奋不顾身参加革命的广大群众仍然不能逃脱被奴役的命运。《动物农场》讲的正是一个革命异化的历程,叫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在革命的名义下出现的极权主义。这本书写成的日子,正值德国法西斯被同盟国打垮,人们对希特勒的种种罪行,记忆犹新。我们有理由相信,动物农场中发生的事,也不无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影子。李慎之先生在评论另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奇妙的新世界》一文中作过这样的分析:“二十世纪最可纪念、最可反思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最简单地说,就是左的和右的乌托邦都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结果带来的却是人类空前未有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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