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人类科学的方法论 第十八章 心理学的整体论方法

1.心理学的基础资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基础资料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但要说出它不是什么，却也不难。很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还原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我们知道，基础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被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整体单元。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它至少是一个同适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样大的整体单元。它必然要包括一个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前面关于非动机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看来，即使这样，也仍然显得过于局限。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心理学的基础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还原成各种成分或基本单元的那种原本的复合状态。如果我们非要基础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一结构，而是一种复合体，不是一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

如果仔细思考这一矛盾，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种对基础资料的寻求本身所反映的正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在这个世界里，复杂的事物都是由简单的元素所构成的。那么，持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杂简化为所谓的简单。这要靠分析来完成，依赖于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以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性的努力在根本上所具有的理论性实质。但必须明白，还原性的努力与一般科学的根本性实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牵涉，而对于这种世界观，现在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那么，非难这种还原性努力并不就是非难一般科学，而只不过是在非难对科学所可能采取的一种态度。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在开始时所提出的难题。现在，让我们重新表达一下，不是问“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基础资料？”而是问“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实质是什么？”和“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2.整体分析的方法论

不把个体还原成它们的“简单部分”，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可以证明，这一问题比拒绝还原努力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而只是我们称之为还原（redu）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根本就没有必要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我们只是需要重新界定这些概念，使得我们更为行之有效、成效卓著地进行工作。

如果举例说明，如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孤立、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其本身独立自在并可被独立地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它作为整个机体的一种表达形式来研究，试图从它与机体整体以及与机体其他的表达形式之间丰富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研究像胃这样的一个器官：（1）可以把它从人体内取出，放在解剖台上进行研究；（2）可以让它处于自然状态，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机体内部对它进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这一点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第二种途径所得到的认识比用试管方法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和有用得多。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把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贬得一无是处，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来使用，包括关于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的认识，关于可供解剖的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并不是一样的认识等。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正在做的事过去都已做过，但是（1）他们做时的态度有所不同；（2）他们现在做的比过去要多——他们使用了以往所不曾用过的技术手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一个分立的实体，也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一分析（reductive-analytic）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一分析（holistialytic）法。在实际运用中，对人格的整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必须对整个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整体的那个部分在整个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在作为本章基础的那两组研究（对自尊症候群和安全感症候群的研究）中，这种整体一分析法得到了运用。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作者发现，必须首先把每一个研究对象理解为是具有整体性、功能性、适应性的个体，然后才可以试图去具体了解作为被研究对象的自尊心的情况。于是，在具体涉及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他的家庭、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他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他对于前途的希望，他的理想、挫折、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作者觉得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是在那时，他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义。

我们可以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对于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是多么有必要。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对宗教更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很多别的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其他的一些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一个体所受的宗教熏陶，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各种亲宗教和反宗教的外在强制性因素，他的宗教情感是肤浅还是深沉、是表面的还是真诚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于一个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一个人虽然定期去教堂，但可能把他评价为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还少虔诚之心，这也许是因为：（1）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2）他去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3）宗教对他来说标志的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4）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5）以至于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这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所以我必须顺应时代”。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他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也许毫无虔敬之心，但仍然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作为一个个体的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验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纯属行为性的做礼拜在实际上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因此对我们来说也就近乎于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也许更为引人注日，因为这同一种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政治、经济上的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而使它分立出来，和上下文脱离，那么在我们研究它和安全感的关系时，只会得到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极有安全感，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极其缺乏安全感。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了这种激进主义的整个来龙去脉，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不甚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未曾得到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人一样地投票，一样地行动，一样地讲话，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个体类型。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动机或含义。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而觉得非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不可，非要向不义宣战，即使不义并未直接涉及自己。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宗教规劝、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行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波动、个人不幸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相反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地是来源于对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源于对同类的爱。如果对激进主义的研究仅囿于其本身，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性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分类性的，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因果式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我发现，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式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要便利和自然得多。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它也可以被称作戈尔茨坦意义上的有机论观点（1939，1940）。

同这一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条理化、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静态的思维而不是动力的思维、机械的思维而不是有目的的思维要自然得多。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观点，我将其称为武断的一般原子论观点。我毫不怀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

3.因果理论的局限性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因为一般原子论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举足轻重，但它却被心理学领域中的作者搞得含糊不清甚或完全忽略。这一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性事实有待解释，即在这些实体之间无论如何也还是有关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弹子球式的因果论看法，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分离的物体对另一个分离的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坚持这种观点并不困难，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世界观是基于旧物理学之上的，这种观点便会显得无可置疑。但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例如，今天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所使用的都是复合因果律（multiplecausation）的观点。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像描述弹子球在台桌上伴随着清脆响声的碰撞过程那样来描述它。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却只是对原先那种看法的复杂化，而并不是对它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有很多原因，而不只是一个，但它们都被设想成是在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一——相互分离、独立地进行。弹子球现在不是被另外一只球击中，而是被另外十只球同时击中，我们只不过是需要用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术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罢了。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分离的实体相加成韦特海默所说的“算术和”（and-sum）。并未感到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也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新事情。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直到有时它似乎与那一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不再有其他关系。但在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继续反映着同一种世界观。

特别是，一旦涉及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用因果律的词汇，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应该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使用因果律的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我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应付这种情况，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止是我们必须涉及的因果论术语的唯一缺点。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与所有从“外界”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同样也是一个难题。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张三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1）什么都没有得到纠正，或者（2）不光改变了张三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

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一小块或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无法用普通因果论术语来描述的其他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好像一个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然后排出了后果”。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种创伤性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历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一旦产生效果，便会改变整个人格。这一人格既然已经不同于过去，便要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行动和表现自己。我们暂且假设这一后果是使他的面部痉挛有一点恶化。这种痉挛的10%的恶化是由受创伤的情况造成的吗？如果我们说确实如此，那很明显，我们要想自圆其说就得这样说：作用于机体的每一个有效的独立刺激物同时导致这一面部痉挛恶化了10%。因为每一个经历都被摄入了机体，就如同食物被消化并通过营养的摄取过程而变成机体本身一样。我之所以写下现在这些字，是由于我一小时之前吃的那个三明治呢，还是由于我喝下的咖啡，或是由于我昨天吃的东西，或是我多年前听的写作课，或是我一周前读的那本书？

自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达，例如写作一篇自已深感兴趣的论文，并不是由某一特别的事物引起的，而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达或创造，这整个人格反过来又是几乎所有它所经历过的事情的结果。在心理学家的设想中，刺激物或原因被人格通过再调整而摄入，就如同想象它撞击、推动机体同样的自然。这里的最后结果将是：不再是保持分离的因和果，而就是一个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有多么小）。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不能适应心理学的需要，那种方法就是，去证明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和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影响的被动的活动者，而是积极主动的活动者，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对原因产生某种影响。对读过心理分析学论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仅有必要提醒读者一下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可能曲解刺激物，而它们一旦被曲解，则又有可能被我们所重新构造和定型。我们既可以找出它们，又可以回避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来并从中进行选择。或者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论的观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世界是原子论式的，其中的实体间即使有相互作用，它们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达、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割开来，所以至少对心理学资料来说，它应该被另一概念所取代。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无法被简单地陈述出来，因为它涉及对基本观念的根本性改组，而必须被按部就班地详加阐释。

假设能有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清楚，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被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要问的是：人格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synorome）这一概念。

1.医学用法

在试图描述人格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性质时，我们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本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代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通常同时发生，因此被予以统一的命名。由于这一意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在任何这类的特殊意义上使用它，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组织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组织的“价值”。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在一种单纯相加的意义上得到使用，作为一连串的症状，而不是有组织、有结构、相互依存的一组症状。我们当然要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它。最后，在医学上，它是被使用在因果关系之中的。任何一种多种症状的症候群都被设想为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之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心满意足，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一来，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举几个这类问题的例子：（1）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2）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3）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4）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轻微或严重程度，等等。总之，我们所应要求的是探讨生成肺结核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最富戏剧性、最为重要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个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明显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知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是如果仔细、有效地研究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达、“风味”、功能或目的。

2.动力性可交换部分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样的根源或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的心理学同义词（都“指的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遇到一组在行为上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情感或行为，但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被称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这样，我们既可以把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把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标识这一寓于多样性之中的统一体呢？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3.人格风味

我们可以引入“心理风味”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例子：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构成，但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却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能轻易地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睛、一对大耳朵，但仍然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脸在他脖子上显得英俊。”）。在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加起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有一种“风味”的整体，这种风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由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风味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所构成。

4.心理意义

解决定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从心理意义着手，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么其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不受欢迎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做是被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那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互换、风味、意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却有某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这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gaims）等的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达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5.对一个困难的反应

从功能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统一的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被机体的天性、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难题。这样，功能心理学家们是从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的主要原则和中心所在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必须从它所面临的难题以及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正在做出什么努力这一角度来理解人格组织。这样，大部分有机的行为肯定是在就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两个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围绕着同一件事情做着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条理的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简单的最终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对于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机体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同有关于性格表达的事实毫无关系，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做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机体之外的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已经充分证明，在被感知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当然，这些资料不可能被说成是都具有在我们所用过的那种意义上的应对目标。

一般地，可以这样来说，格式塔心理学家同意韦特海默的原始定义，即当在它的部分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相互依赖时，整体是有意义的。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和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和其他一些人对格式塔所提供的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两个艾伦费尔斯（Ehrenfels）标准也是并行不悖的。

6.内在于部分的整体意义

艾伦费尔斯给出的一个有机精神现象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单独施加给一些人的独立刺激（如一个乐曲中的单个音符）缺少了什么，而这所缺少的东西是一个获得了有机的总体刺激（如整个乐曲）的人所能体验到的。换言之，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出来的部分相加之和。但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性地而是被整体性地理解，则可以在它的任何一个部分中观察到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意义、风味或宗旨）。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操作上的困难。在大部分时间里，仅仅通过理解一个特殊行为所在的整体，我们应该就能够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风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风味不仅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感到不安全，再如，我们仅仅从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自尊心的大体情况。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一个从整体得来的判断更令人信服。

7.置换部分

第二个艾伦费尔斯准则是关于一个整体内部的各种元素间的可置换性的。一支乐曲即使用两种不同的调子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留着它的本来面貌。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分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成分可以互换，或者彼此都是动力意义上的同义词，在一支乐曲中起着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8.关注人类机体

格式塔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要是现象世界的结构组织，主要是在机体之外的“材料”（material）的“场”（field）。然而，有最高的组织形式、内部相互依赖性最强的却正是人类机体本身——这一点已被戈尔茨坦很充分地证明。机体看来是证明组织和结构规律的最好场所。对资料的这种选择还有另一个好处，即这使动机、目的、宗旨、表达、方向等基本现象在机体内清楚地显示出来。从应对目标的角度来界定症候群立刻就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把功能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意图论（purposivism）（并非目的论）、心理分析学家和阿德勒派心理分析学家等所倡导的那种伪动力学，以及戈尔茨坦的有机整体论等本来是各自孤立的理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得到正确的界定的症候群概念可以作为一种统一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我们称这种世界观为整体动力学观点并用这种世界观同一般原子论观点相对照。

1.互换性

在上面一段中已讨论过，在行为上不同的两个症候群部分或两个症状，因为有着相同的目的，而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完成同样的任务，有着相同的出现的可能性，或具有相同的可预测性概率或把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症候群的各个部分是可交换或等效的。

在病患者身上，症状在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他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状所代替——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症状的例子，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对于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达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他的所有行为表达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性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宗不详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患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地断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关注的表现，但无法对确切的表现形式进行预测。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达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2.循环决定

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例如霍妮（Horney，1937）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妮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持续的动力性相互作用之流变，每一个部分总是在以某种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其他的部分，并反过来被所有其他的部分所影响着，整个行为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着。

完全的神经症性依赖意味着期望肯定要被挫败。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使很可能因此而早就存在的怒气火上浇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人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虑和对报复的恐惧，等等。但首先，在导致了对完全依赖的需要的因素之中，就有这些状态。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持续的流变和相互间的增强之中的。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所有的因素都同样既是因又是果。

再如，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保持自己的安全感。他如果不是感到被排斥、被嫌弃（不安全），便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指出某些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开脱自己的仇恨，但被厌恶人群的这些性格却几乎都部分地是这种仇恨和遗弃的产物。

如果我们想用比较熟悉的因果词汇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互补变量。

3.对变化的抗拒

不管安全感处于什么水平，要想将它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阻抗（resistance）的那种东西，但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这样，在健康及不健康的人身上，我们都能发现某种拒绝放弃既定生活方式的趋势。趋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水平所遇到的困难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人格症候群有时在外界发生最惊人的变化时，也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中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一位德国流亡者，曾经极为富有，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后来到了美国。然而，他却被诊断为一个具有安全感人格的人。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根本性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觉得，如果能给它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不快可以被各种方式解释为一个由外部原因引起的现象。在德国时就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失去自己的财富之前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在病人对心理治疗的抵抗中也可以见到许多其他的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根据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顽固不化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4.变化后的复原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人们常常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仅仅是暂时的。例如，一种创伤性的经历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就可能会自发地调整回以前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Levy，1939）。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他症候群趋势。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无知的女性嫁给了一位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经验使她大受震惊。她的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水平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方面发生了总体性的变化，例如在她的外在行为、人生观、梦境、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就在这时，她得到了帮助和安慰；她的情况得到了非技术性的讨论，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她得到了一些简单的指点。慢慢地，她的情况开始好转，可能是由于这些交谈的原因吧，她的安全感在增强，但她再也没有达到她以前的安全感水平。她的经历留下了一些轻微却很持久的后果，这种后果的保留也许是部分地因为丈夫的自私，比这种后遗症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不顾一切地要像婚前那样思维和相信的强烈趋向。在一位第一任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女性身上，也可以看到剧变之后伴随着缓慢然而彻底的恢复感的类似情况。

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这也说明这种趋势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任何其他此类的基本性创伤经历可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通常几乎是完全恢复过来。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变化的，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或人际状况。

5.变化的整体

上面已讨论过的这种趋势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有同向的其他伴生性变化。很经常的是，这种伴生性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及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不是一种必然。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没有可察觉到的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是极为罕见的。

1935年进行了一次结果没有公开的试验，内容是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一位女性得到指示她要在大约二十个特定的、相当普通的情境中以一种挑衅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应当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杂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三个月之后，对她进行了一次更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购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露出身体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更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其重要性她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女性，在得到了极为成功的婚姻之后，显得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性的提升。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在她结婚前），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她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值得别人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性憎恶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在我首次见到她时，她很少具备这些品质。某些特别的症状减轻了或消失了——其中包括经常出现的噩梦、对晚会和其他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虑、对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力量的特定恐惧，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

6.内部的一致性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他也可以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受。这样，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会做噩梦、做焦虑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这种人中的一大部分却通常并没有不太愉快的梦生活。不过，相对说来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分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与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害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极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的还是一件较为暴露的泳衣。后来，从一系列的交谈中得知，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女性来说，是极不寻常的。然而她的叙述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别人对她的大胆的注视就会把她从浴场中赶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是有吸引力的，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有所表现，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但她的性格结构却使它十分困难。

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是无所畏惧的，但他们身上却常有特殊的恐惧。这些恐惧的原因往往可以归结为过去特殊的经历。我发觉，这种人身上的恐惧是非常易于摆脱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理智的解释，以及其他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常常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难于根除。

换言之，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始终如一地缺乏安全感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始终强的人。

7.走向极端的趋势

同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保存性趋势相并行的，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原动力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助于持久不变。这是这样一种趋势：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有相当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作用于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来被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做厌恶，温和的喜爱则成了冷漠。这样，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多而安全的影响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他来讲，迹象的重心是在不安全的一边。他就这样（即使是轻微地）被一直拉向越来越极端的不安全感。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这样，由于自身内在的原动力，他势必导致他所最害怕的事情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它起源于不安全感并实际上总是带来进一步的排斥和更深的不安全感。一个男人是这样解释他的妒忌的：“我非常爱我的妻子，我担心如果她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就会垮掉。很自然，

她同我兄弟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挠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兄弟两人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冲动和猜疑。这一恶性循环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被打破了。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来消除总的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8.源于外在压力的变化

专注于症候群的内部原动力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理所当然地是要对外部情况做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完整起见，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9.症候群的变量：水平和特点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层次这一变量。一个人的安全感或高或低，自尊心或强或弱，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义。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低于人类的不同灵长类动物物种中，都可以看到支配现象，但它在每一种类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品质的高度自尊，我们把其中的一种命名为力量，另一种命名为权利。具有高度的自尊，同时也具有安全感的人，会以仁慈、合作、友善的形式显示出对自尊心强度的这种感受。高自尊同时无安全感的人与其说是对帮助弱者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支配和伤害他们感兴趣。两类人都有高度的自尊，但由于机体的其他特征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来。在极端无安全感的人身上，这种不安全感有许多可以表达自己的方式。例如，它可以具有隐退和畏缩的特点（如果自尊心低），也可以具有敌意、攻击性、卑鄙的特点（如果自尊心高）。

10.文化决定因素

确实，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完整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总的说来，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各种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自尊得以表达以及获得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地，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允许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情感。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身份地位也是部分地由文化来决定的，这一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具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公开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交行为、活跃性等）。这一事实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多布（Dobu）居民不仅是，而且还被认为比一般的阿拉派什（Arapesh）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女性被认为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女性有更高的自尊心。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了仿佛是均质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存在着不同重要性的程度等级，以及聚集现象。对于自尊症候群，这一事实已以最简单的可能方式得到了论证，即以关联的方法。如果症候群内部是没有分化的话，它的每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联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然而在实际上，自尊（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同各个部分发生的关联并不相同。例如，通过社会人格量表（Maslow，1940b）所测定的整个自尊症候群同烦躁性发生关联r=-0.39，同无宗教信仰者的性观念发生关联r=0.85，同许多能意识到的自卑感发生关联r=-0.40，同各种情况下的窘迫感发生关联r=-0.60，同许多能意识到的恐惧发生关联r=-0.29（Maslow，1968a，1968b）。

对这些资料的临床验证还表明，有一种各个部分自然地聚集起来、成为似乎有内在密切联系的群体的趋势。例如，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尊重规则等似乎可以很自然地划归或属于一类，与另外一组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品质，如自信、沉着、无窘迫感、不胆怯和羞怯等，恰成对照。

这种聚集的趋势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在症候群内部进行分类，但当我们实际开始着手于这项工作时，却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我们遇到了所有分类都面临着的共同难题，即分类应是基于什么原则之上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资料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就会很简单。然而，如果像我们这样，是在部分的无知当中向前摸索，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我们想对材料的内在本质有多么敏感，有时也不得不武断。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人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一旦我们最终再也感知不到它们，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摸索前进。另外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在分析症候群的材料时，我们很快就会发觉，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十几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多高的概括程度。我们怀疑，通常的分类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连续论（eistic）观点的另一种表现。自然，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通常的分类如果不是各个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分离，我们又该怎样分类呢？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转而去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抛弃还原性分析、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下面的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这样的整体分类方法。

2.放大倍数

这一说法是一个物理学类比，来自于显微镜的工作方式。在研究显微镜载片上的组织样本时，我们先把载片对着光线，直接用肉眼观察样本的整体情况。这样，我们得知样本的整体特征、总体结构、构成、整体中的内在联系。有了对这种整体图景的清晰印象，我们接下来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低倍率放大观察，例如10倍。现在，我们是在研究一个细节，但不是仅孤立地研究细节本身，而是还考虑到它与整体的关系。随后，我们可以对整体中的这个视野范围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使用更高倍率的物镜，例如50倍。再增大放大率，可以对整体中的细节做进一步更加详细的研究，直到显微镜的放大极限。

我们也可以把材料当成是已被分类的，但分类的方式，不是一种可以被随意安排、分离和独立部分间的直线系列性分类，而是“被包含在内”意义上的分类，就像是套在一起的一些盒子。如果我们把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看作一个盒子，那么14个亚症候群就是容于它其中的14个小盒子（Maslow，1952）。在这14个小盒子的每一个之中，还藏有其他更小的盒子——或许一个里面有4个，另一个里面有10个，再一个里面有6个，等等。

下面，我们用症候群研究的术语来解说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取安全感症候群，将它作为一个整体，即在1号放大倍率上进行检验。说得具体一点，这意味着将整个症候群的心理风味或意义或宗旨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安全感症候群的14个亚症候群中提取一个，在按我们的说法是在2号放大倍率上进行研究。这样，这一亚症候群就会被当做一个个别的整体，在它同其他13个亚症候群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进行研究，但也一直是被理解为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一个整体性部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即屈服于权力这一亚症候群在缺乏安全感者身上的表现。一般性地缺乏安全感的人需要权力，但这一需要却有许多种表现方式和许多种表现形式，例如过分的野心、过强的攻击性、占有欲、对金钱的贪婪、过强的竞争性、易于产生偏见和仇恨等，也可以表现得相反，例如奉承、拍马屁、性受虐狂倾向等。但这些特征本身也同样明显地过于笼统，可以被进一步分析和分类。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的研究都将会在3号放大倍率上进行。例如，我们可以选择歧视性的需要或倾向，其中种族歧视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研究它，就不能针对其本身，对其孤立地研究。如果我们说研究的是歧视的倾向，即需要权力的亚症候群，而需要权力又是总的缺乏安全感症候群的亚症候群，这样就全面多了。我无须指出，越来越细致的分析会把我们带到第4级、第5级等。我们可以研究这一特定复合体的一个方面，例如利用某些特别之处，包括肤色、鼻子的形状、言谈等，来作为满足自己对安全感需要的手段。这种利用独特之处的趋势被组织成为一个症候群，可以作为一个症候群来研究。讲得更具体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划到一个亚一亚一亚一亚症候群类下。它是一套盒子中的第5层。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即基于“包含在内”而不是“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之上的分类方法，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我们有可能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细节中或含糊其辞、毫无用处的共性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后，它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两者。它拒绝接受二分法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A和非A式的划分，但依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3.根据意义集结

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试验性的标准来区分症候群和亚症候群，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在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因循守旧、道德感、拘谨和尊重规则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冷静、泰然自若、大胆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当然是相互之间以及和自尊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种成分也相互关联。也许我们对于聚集的理解，对各种成分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的主观感觉，将被反映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而我们一旦测量这些成分就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也许自信与镇静比镇静与不落俗套更为密切地相互关联。也许一个聚集的群体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意味着群体内各个成员之间关系的高平均值。可以假定，这个平均的关联高于两个不同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联平均值。如果假设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7，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5，那么，通过混合各种群体或亚症候群所构成的新症候群，则会有一个高于r=0.5但低于r=0.7，也许接近于r=0.6的相互关系平均值。随着我们从亚一亚症候群推进到亚症候群再推进到症候群，可以预料，相互之间关系的平均值将下降。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症候群密集度的变化，而且即使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检验临床观察的结果，我们也颇有理由强调这一概念。

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必然产生这样的结论：能够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行为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并不是谦虚行为，而是在它与机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完整的谦虚这一品质。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原动力中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年幼的孩子排列成从被完全接受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觉，随着我们逐渐走向系列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当我们接近于系列的最低端时——从一出生就被完全抛弃的孩子——我们发现的不是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漠，毫无得到爱的渴望。

最后，我们当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不是原子论的资料，就是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运用还原性分析的产物。这样，单个的变量或部分就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但不会造成对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从事，如果使所有的统计资料都得到临床和实验知识的检验，那么关联技术就没有理由不成为整体方法论中极为有用的方法。

4.机体内相关联的症候群

在他有关于物理学格式塔的论著中，苛勒（1961）反对过分地概括相互关联性，甚至到了不能在极其概括化的一元论和彻底的原子论之间进行选择的程度。相应地，他不仅强调一个格式塔内部的相互关联性，而且还强调格式塔之间的相互分离这一事实。对他来说，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格式塔都（相对来讲）是封闭体系。他将自己的分析仅仅进

行到在格式塔内部进行分析的程度，他不大讨论各个格式塔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物理学格式塔还是心理学格式塔。

一定很明显，当我们处理有机结构的资料时，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同的情况。的确，在机体的内部几乎没有封闭的系统。在机体内，每一件事都的确与另外的每一件事有着联系，即使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发生联系，此外，已经证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同文化、其他人的近距离出现、特定的情境、自然和地理因素等发生关联并从根本上相互依赖。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可以说苛勒该做而没有做的，是将他的概括局限于各种物理学格式塔和现象世界中的心理学格式塔，因为他的责难确实并不是特别地适用于机体内部。

如果我们想要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就可能超越这一最低限度的说法。实际上，围绕着整个世界从理论上讲有着内在联系这一说法，是很可以通过辩论来把道理讲清楚的。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关系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个部分同任何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用一个语域的说法，而不是所有语域作为整体的说法，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例如，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普遍的联系性发生了断裂，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并没有同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心理学上的关联，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有着化学、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关联。而且，世界的内在联系性也完全可能被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割断。在我看来，目前最好的说法是，存在着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些封闭系统部分地是观察角度的产物。目前是（或者目前看来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年之后就可能不是，因为一年之后的科学手段有可能被改善得足以证明其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有人回答说，我们应该加以证明的是掌握世界所有部分的实际物质过程，而不是它们之间更带理论性的关系，那么，回答就肯定是这样的：一元论哲学家们虽然谈论过许多其他类型的联系性，但却从来没有声称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物质的联系性。然而，由于这并非我们阐述中的要点，所以不必详论。将机体内部的（理论上的）普遍联系性这一现象指出来也就足够了。

在这一研究领域，我们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经过细心研究的例证。它是一个范例还是一个特例，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确定。

从数量上讲，也就是说从简单的线性相关上讲，在安全感的水平和自尊心的水平之间有一种明确但细微的关系，r≈0.2或0.3。在对正常人进行个别诊断的范围里，这两种症候群实际上是两种相互独立的变量。在某些群体中，两种症候群可以有特征性的联系：例如，在犹太人身上（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种高自尊心和低安全感并存的趋势，而在天主教女信徒身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低自尊心同高安全感结合在一起。在心理病患者身上，两者的水平都一直趋于偏低。

比两种症候群的水平之间的这种联系（或缺乏联系）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安全感（或自尊心）水平同自尊心（或安全感）性质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比较两个都有很高的自尊心但在安全感方面却处于系列两极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联系。某甲（高自尊心，高安全感）和某乙（高自尊心，低安全感）有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尊心的倾向。某甲既有人格的力量又有对人类的爱，将会很自然地以一种关怀、友善或保护的态度来运用自己的力量。某乙尽管有着同样的力量，但对人类怀有仇恨、轻蔑、恐惧，他将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伤害、支配或是减轻自己的不安全感。他的力量肯定是对同伴的一种威胁。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高度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并可以将它同高度自尊心的安全感特质进行对比。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区分出低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和安全感特质，即前者是性受虐狂和拍马屁者，后者是安稳、可爱、乐于助人、有依赖性的人。安全感特质的类似不同和自尊心水平的不同有着联系。例如，缺乏安全感的人，依照他们自尊心水平的高低，不是离群索居、不愿抛头露面，就是公开寻衅、敌视一切。有安全感的人，由于自尊心水平有从低到高的不同，可以谦卑或傲慢，可以是追随者或是领导者。

作为更具体分析的前奏泛泛而论，我们可以说症候群与公开行为的关系大致如下：每一个行为都趋于成为整体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个行为都趋于受每一个症候群的决定（在下文还要谈及的其他决定因素之外）。随着张三哈哈一笑对一个笑话做出反应，从理论上讲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逗弄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各种情况。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已过时的特质理论恰成对照，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征所完全决定。我们的理论性叙述可以在某些活动，如艺术创作中找到最好的例证。在创作一幅油画或一支协奏曲的过程中，艺术家明显地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并且相应地，它便成为他整体人格的表现。但这样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对一个无结构情境的任何创造性反应一——就像在罗夏测验中——都是位于连续统一体的极端。在另一端则是与性格结构只有很少的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孤立的、具体的动作。这种动作的例子有：对一个短暂情境的要求所做出的直接反应（躲避一辆卡车），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丧失了心理含义的纯属习惯的和文化的反应（男人在女士进来时的起立习俗），或者最后，条件反射行为。此类行为几乎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性格的情况，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它作为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被忽略的。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层次。例如，有趋于几乎是被仅仅一个或两个症候群所完全决定的行为。一个特别的善意行为更密切地与安全感症候群而不是其他症候群相关联。谦虚的感受主要是由自尊所决定的，诸如此类。

上述事实可能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存在着这么多类型的行为一症候群关系，那么在开始时为什么要说行为一般是由所有的症候群决定的？

显而易见，由于理论上的需要，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例如只是一种感觉或条件反射等。在这里，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从哪一部分是要被组织的整体这一角度来看）。对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基础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从它与机体其他部分的所有关系中被割离出来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一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都处于人生最关切问题的边缘。它们之所以孤立，仅仅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毫无关系。的确，我的膝腱受击时小腿就会踢出去，或者我用手指抓橄榄吃，或者我不能吃煮洋葱因为我习惯上对它厌恶。而下述事实当然不能说是比上面的更为真切：即我有某一种生活哲学，我爱我的家人，或者我喜欢做某种实验——但后面的事实却远远重要得多。

虽然机体的内在本质的确是行为的一个决定因素，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机体在其中行动并辅助确定了机体的内在本质的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统划到“直接情境”的名下。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机体的性质来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来决定的，而直接情境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哪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无法达到，什么提供的是威胁，什么提供的是有可能被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来设想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分同受性格决定的成分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是它们心中任何一个的完美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情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是性格的有效指标。

据发现，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作是症候群的一个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所受的少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们只不过是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标来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

据我所知，现有的数学和逻辑并不适合于以符号的形式来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绝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就目前来讲，各种可供利用的逻辑学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我本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很不够，所以无法在此陈述。

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已经被现代逻辑学继承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这样，举例来说，我们在朗杰（Langer）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对她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不需要被证明，但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补足物，类别及其补足物相互排斥，处于它们之间的任何类别都归于其一。”（1937，p.193）

现在一定很明显了，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把任何部分的资料从整体中决然地切割出来，或任何单个数据与症候群其余部分之间的这一类决然的区别，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当我们把A从整体上割离下来，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把A和非A简单地合在一起当然也并不会还原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将一个部分切割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对这些交错状况毫不介意。而这种忽略是心理学家所担当不起的。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联之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与外界的联系，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无法去想象我们能够把自尊性的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离下来，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实际上不存在仅仅是自尊而不是其他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的世界，是由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聚拢而成的，就像是一堆苹果。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会改变这个苹果的特征，也不会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但对机体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割下一个器官改变了整个机体，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加、减、乘、除的基本算术运算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明显地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性质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人，他们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我们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加”安全感），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位倾向于乐于同人合作的人和另外一位倾向于暴虐的人。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增加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不仅仅是一个。他不仅是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仅仅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例子，然而也是能设想得出的最接近于人格相加运算的例子。

显然，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似乎在实际上只是为一种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服务的侍女。

似乎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学、整体论方面，数学落在了现代实验科学的后面。实验科学理论的性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并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这种研究只是通过将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得以实现的。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系列的长方形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这一事实

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忘记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有一连串的假设——回避或花招式的假设，不涉及现象世界的“似乎”假设。而心理学中的假设是涉及现象世界的。

下面所引用的一段话证明了我们关于数学有静止和原子论倾向的论点。据我所知，引文的含义主旨还没有受到其他数学家的诘难。

难道我们过去没有狂热地宜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难道我们没有求助于芝诺（Zeno）悖论，来详尽地论证运动是不可能的，飞矢实际上是静止的？对这种态度的明显转变，我们又该归结到何处呢？

此外，如果每一项新的数学发明都是建立在旧有的基础之上，那又怎么可能从静态代数和静态几何理论中，提取出一种能够解决涉及动态实体难题的新型数学？

对于第一组问题来说，并不存在着观点的改变。我们仍然坚定地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及变化都是静止状态的特殊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的状态，如果变化意味着一个从质上与静止不同的状态，被我们识别为变化的，正如我们曾指出过的，只不过是在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所观察到的一系列许许多多不同的静止图像。

由于我们在实际上看不到飞矢穿越它在飞行中的每一个点，于是就本能地相信一个运动物体的行为具有连续性，这样就有一种压倒性的本能，想把运动这一观念抽象为某种在本质上不同于静态的事物。但这种抽象是由于各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逻辑分析绝不会证明它的正当性。运动是一种位置和时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只不过是函数的别称，是那同一种相互关联的另一个方面。

至于其余的问题，微积分学作为几何和代数的产物，属于一个静态的家族，它并未获得它的父母所未曾有的特征。在数学中，突变是不可能的，这样，微积分学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同乘法表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的静态特性。微积分学只不过是对这个静止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虽然得承认这是一种巧妙的解释。见卡斯纳、纽曼合著《数学和想象》（KasnerandNewman，1940，pp.301-304）。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要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分解成分），也可以是有上下文的脸红（一个整体性成分），前者涉及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可以很有用处。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只有当数学家、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构想的非自然事件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当然得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不是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处理分解成分的人为习惯，一直是行之有效并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以至于如果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这么一点，即尽管它是有用的，但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性的——一句话，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动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这些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只有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才有权公然蔑视常识。如果它们不再有什么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在世界中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危险的。让我们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论，对于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方法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观念中的世界本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可以将这些谈论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出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不足为怪，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规律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最稀奇古怪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和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用“与”（and）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单位而不是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与”（structuredwith）。有的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在我看来，胶合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另一点是，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把世界组织成各种成分和关系，以及物质和对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更准确地描述物质的类别，副词更准确地描述行动的类别。整体动力观点不会如此鲜明地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直线性地串起来（Lee，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