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将自己“非学术性文章”的集子命名为《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其实是有深意的。因为中国读书人的“出处”(处,读上声),一直是资先生思考的问题。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这些人虽然没多少学问,但好歹也算是读书人,当然同样有个入世和出世的问题。不想明白了,怕是会有麻烦。

但认真一想,又觉得也麻烦。

首先,问题的主体为什么是“读书人”,或者说,为什么是“读书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问题。其次,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读书人特别需要考虑“出处”,也是一个问题。第三,读书人的“出处问题”,为什么又叫“入世”和“出世”,当然也是问题。所以,我们得一个一个来,把它们都弄清楚了。

先说“出世”和“入世”。世,有时间义(如世代、世纪),有空间义(如世界、世间)。这里说的“世”,当然是指“人世”,也就是人类社会,即世道(社会状况)、世风(社会风气)、世故(社会经验)、世面(社会阅历)的“世”。但这样一讲,问题马上就来了。因为照此理解,则所有的人便都是“入世”的,没有“出世”的。只要他“在世”,即便“出家”,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哪里出得了“世”?除非是“涅槃”。不过这样讲也不对。因为“涅槃”并不叫做“出世”,叫“去世”,也叫“逝世”、“离世”。“入世”的意思刚好相反,不是死亡,而是诞生。而且,一旦诞生,多半都想活着(在世),没多少想“出去”的。

显然,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和一般人的所谓“在世”与“去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世”与“去世”是被动的(自杀除外),“入世”与“出世”则是主动的。这里说的“入”,是介入的入,即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政治的、公共的事务。这里说的“出”,则是超出的出,即超脱人世,摆脱世事,不参与朝政,也不过问政治,甚至不管“闲事”。因此,所谓“入世”与“出世”,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一种人生态度。

可惜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入世”和“出世”只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那它就不是问题。比如在现代社会,一个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是否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事务,完全是他的自由。他可以不参与,不过问,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比如著书立说和发表言论)来参与过问。传统社会就不一样了。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过问参与一下,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这样一来,所谓“入世”与“出世”,差不多也就等于“在朝”和“在野”(包括归隐和不仕)。这就是“出处”(出就是出仕,处就是退隐),也叫进退、去就。

可见,所谓“入世”与“出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对社会公共政治事务介入或不介入、参与或不参与、过问或不过问,甚至是做官或不做官。这样一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特别重要,或者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有权、有义务、有可能介入、参与、过问社会公共政治事务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皇族(主要是皇帝,皇亲国戚们则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另一种就是“士”,即“读书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或四大阶层)中的农工商,是没有资格的。皇帝和皇族关心、过问、介入政治事务并不奇怪——天下原本是他和他们的。奇怪的是,读书人(士)又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并为参与还是不参与(即入世与出世)而左右为难呢?

这就必须搞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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