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明智,使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后的王朝很快就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按照这个势头,它似乎是可以长治久安的。然而大清最后还是亡了。灭亡的原因,有外因,有内因;而在我看来,其内因之始即肇于乾隆的文字狱。也就是说,当“乾隆爷”用文字狱来屠灭书生们的意气时,大清王朝的丧钟也就悄然响起了。

这个结论当然需要论证。

前面说过,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支撑着许多民间人士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乃是一种不问恩怨(是否受了朱明王朝恩泽)只认死理(忠孝节义和华夷之辨)的精神,这才拼了命来维护那其实并不怎么样的南明小朝廷。所以,大清王朝如果也想拥有这样一批忠贞之士,就先得保住那认死理的精神。可惜,乾隆他们却只要“死理”(忠孝节义),不要“认死理”。结果,不到一百年,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就认准了另一个道理: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乾隆的文字狱并没有能够扼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反倒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可见,只要“死理”,不要“认死理”,那就连“死理”也保不住。认死理是什么?首先是“认”,即本人认可;其次是“死”,即始终坚持;第三是“理”,即自圆其说。自己认可,就不能强迫;始终坚持,就不能压迫;自圆其说,就不能逼迫。这就要求社会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以保证读书人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为什么这里要说读书人呢?因为读书人最有可能认死理,是认死理的代表人物和带头人。读书人的特征是“知书达理”。知书,就有了“认”;达理,就有了“理”。而且,由于读了点书,知道些故事,明白些事理,便总认为自己是对的(虽然事实上并不一定),这就有了“坚持”(死)。所以读书人多半有些呆气,叫“书呆子”,而呆气也叫“书生气”。书呆子者,因读书(有知识)而傻呆(认死理)之谓也。不过,不呆的人,是不会认死理的。读书人又叫书呆子,说明他们最爱认死理。

读书人呆气的表现之一,就是喜欢关心政治,议论朝政,以为这“天下兴亡”,他们这些“匹夫”当真“有责”。这也是有原因和传统的。第一,读书人原本是“士”,而士人至少自春秋战国起便以天下为己任。第二,在实行文官制度的朝代,做官的基本上都是读过书的人。这就使读书人认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不但理所当然,而且责无旁贷。所以,但凡国家有事,他们就要出来插一嘴。严重一点的如东林党人,还要定期组织了沙龙(每月一次,每次三日)来说三道四。

这着实让人讨厌,但并不可怕。其实读书人除了认死理以外,也没别的能耐,你让他认就是。他说得不对,你可以不听,何必不让他说?这个道理很容易想明白。因此在那些实行开明专制的朝代,只要不指名道姓地骂皇帝,言论还有相对的自由,书生意气也就一脉相承,不曾断了香火。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候,这些呆子还会本着不问恩怨只认死理的精神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即便抵挡不住那“武器的批判”,至少也能振奋人心,不至于消弭了士气。

然而乾隆却容不得这些,他要让所有的人都闭嘴。这倒也做到了。于是清代便只有乾嘉学派没有东林党人,但同时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读书人有什么呢?不就是读和说,以及与读和说相关的“想”吗?你现在不让他说,他的魂就去了一半。不能说,即等于不能想,他的魂,就又去了一半。剩下的,便只有“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了。所以我说,文字狱兴,读书人亡;乾隆皇帝万寿无疆,书生意气命若游丝。

没有了又怎么样呢?直接结果是:东林书院被毁(时在天启六年四月,即公元1626年)后不到二十年,大明王朝就呜呼哀哉了。不过明王朝的政策,还只是消灭肉体;乾隆爷的政策,却是要阉割灵魂。因此有明一代,尽管自太祖洪武年间起就有毁灭书院残害士人的记录(就连张居正都干过此事),读书人的那股书呆子气却没有被消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倒越来越猖狂。因为书生意气的特点就是认死理,自然是你越打他的屁股他越犟。这才有拿鸡蛋往石头上撞的反清义举(这也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清末则不然。革命党起义、袁世凯逼宫的时候,有没有史可法,有没有黄道周,有没有阎应元呢?好像没有。

这一点都不奇怪。当整个社会都万马齐喑,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大家都不再议论朝政时,这个政权的兴亡也就没有人上心了。到时候,你想有人出来帮一把,对不起,没门!

何况想帮也帮不上,因为魂没有了,不计后果只认死理的精神没有了。事实上,没有了独立思考,就只有人云亦云;没有了书生意气,就只有奴颜媚骨;所有人都不敢讲真话,就只好说假话。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前方将帅几乎没有一个不撒谎,没有一个不谎报军情,道光皇帝就在一片谎言之中进行决策(请参看拙撰《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这样的军队,岂有不败之理?这样的国家,又岂有不亡之理?

更何况乾隆皇帝可以不让人们说话,却没法不让人们读书。有人读书,就有人认理,还会有人认死理。如果这个认死理的是曾国藩,就算他运气;如果是孙中山,那他可就倒了霉。当然,宣统、隆裕们的不幸,恰是我们民族的大幸——那个专制王朝终于垮台了,那个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也终于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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