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2日,在袁世凯去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摸底日本人态度的前一天,睦仁接到了内阁总理伊藤博文提交的两份奏议,都等着他的批示:第一份是解散议会,第二份是立即向朝鲜派兵。

这两份奏议看上去没有关联,实际上却有很深的关系。

内阁奏请解散议会,是因为议会要逼内阁下台。由于长期军备竞赛的缘故,从1893年开始,日本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各大党派吵得不可开交,在议院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反对党要求内阁集体引咎辞职,让反对党上台。他们在前一天(6月1日)通过了决议案。

此时摆在伊藤博文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率领内阁集体辞职;另一种是拒不辞职,奏请天皇下旨,解散议会,从而保住这届政府。

但要天皇解散议会,保住政府,总要有个理由。理由就是:我们需要打仗。

对于一届政府来说,每当执政出现危机时,选择对外开战就是转移矛盾、凝聚人心百发百中的灵药。于是就出现了向朝鲜派兵的那份奏议。

睦仁在这份奏议上留下了同样的御批:同意!

当然要同意。巴不得举双脚同意。睦仁和军部之前一直担心伊藤博文的政府不会支持战争,现在这个担心消除了。用一句熟悉的话来说,日本已经统一了思想。接下来就是如何打的问题了。

而军部之前担心政府里的那些文职人员会反对开战,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假设在东京和北京,分别有两个大臣向各自的皇帝汇报本国的兵力,那情况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东京这边。“陛下,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兵力大为增强了。现在,常备军的总兵力是——7.5万人!其中,炮兵6000!骑兵4000!”

大家不要笑,地方小嘛,就这么多。

而清国的常备军是多少呢?60万。其中步兵47万,骑兵十万,炮兵三万。“皇上,如果开战,我们还有一些地方团练可以参战,人数不多——100万而已。”

海军方面倒相差不大。清国有舰队四支,日本有舰队两支。

清国的四支舰队分别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自北向南分别守卫从渤海到南海的海防,它们也分别由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指挥。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李鸿章的北洋舰队,1000吨级以上的军舰有13艘。而四支舰队1000吨以上的军舰是31艘。

日本的两支舰队为西海舰队和常备舰队,1000吨级以上的军舰共21艘。为了举全国之力对清国作战,已经着手准备将这两支舰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成立——联合舰队。

日本迅速行动了,战时大本营迅速成立,制定对清国作战方案。这是一个海陆两军协同作战的方案,详细步骤分为两步。

第一步:陆军在朝鲜登陆,夺取汉城,接着海军从海上支援陆军占领平壤,然后把清军全部赶出朝鲜,占领朝鲜全境。

第二步:从朝鲜过鸭绿江打到清国去。根据战局发展的情况,按照从最好到最坏打算,分为甲乙丙三种方案。

甲方案:以朝鲜为基地,派一支陆军进攻辽东半岛,威胁奉天(沈阳),牵制清国守卫渤海口的守军,趁机夺取大连、旅顺,接着陆军主力在辽东半岛和渤海湾登陆,进攻天津、北京,迫使清国签订城下之盟——为达此目的,联合舰队必须致力扫荡清国海军,聚歼北洋舰队主力于海上,控制黄海和渤海制海权。

乙方案:若清国只以北洋舰队迎战(注意这句话),联合舰队则有取胜把握,若清国举全国海军来战,胜负则难料——如果不能控制渤海,而清国海军也未能控制日本近海,则联合舰队应向朝鲜输送陆军,将清国在朝鲜所有军队击退,从清国手中夺走朝鲜。

丙方案:万一海战不利,不仅未取得渤海、黄海制海权,日本近海制海权也落入敌手,陆军主力则应留守本土,保卫本土安全。在本土安全有基本保证的前提下,陆军仍然需要分出兵力从对马海峡以北通过海上远程运输登陆朝鲜,击败在朝鲜清军,达到夺取朝鲜的目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方案。

首先,日军最为重视的是海战。一切都取决于海上决战的结果。

其次,日军最为担心的是清国也像他们那样将全国所有的军舰统一编队,统一指挥,但事实将很快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最后,这是一个彻底的进攻方案,只考虑进攻,防守是不需要考虑的——即使在本土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还要分兵去占朝鲜,什么叫疯狂赌一把,这就是。

在战时大本营成立后,紧接着,睦仁指示成立“陆军中央金柜部”,这个部门是专门为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的,归睦仁直接领导,中央金柜部有权力动用日本所有的财政资源,军费开支由它直接调拨,而不需要通过内阁和议会的同意。

在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日本的入朝部队成立了。他们是从陆军第五师团中精心挑选出的精兵强将,包括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卫生员等,组成了一个混成旅团,总兵力7800人——这又可以算得上是一次掏家底的豪赌,第一次派兵就派了全国总兵力的1/10。

虽然是赌,但这个兵力是通过计算出来的。这个情况接下来我们就会清楚。

清军也在行动了。6月5日,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发出命令:调派一支2500人的淮军前往朝鲜!

虽然两国都是派兵,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1.任务不同。对于清军来说,他们前往朝鲜,只是帮助朝鲜政府平息东学党叛乱,根本没有察觉到日军已经做好了要跟自己打仗的准备。而日军则是前来占领朝鲜和找机会跟清军打仗的。由于目的不同,又有了在兵力和目的地上的不同。

2.兵力不同。清军按照国际惯例派出了一支不超过3000人的军队,日军根据对清军兵力的这一估计,制订了进入朝鲜部队应该有7000人左右的计划(两倍于清军,保证首战有必胜把握)。

3.目的地不同。清军开赴的目的地是与东学党军直接交战的前线——仁川附近的牙山县。而日军的目的地是汉城,进入朝鲜的日军迅速占领了汉城,以及从仁川到汉城的所有交通要地,从而保证了将来通过海路从日本本土继续向朝鲜增兵的便利。

战争还未打响,在朝鲜的兵力部署上清国已经处于巨大的下风,清国一门心思前来“帮助”朝鲜平乱,却并没有做好清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预案,至于真正的战争准备,更没有人关心。

但在这时,东学党起义军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这一举动直接打乱了日军所有的部署,差点把他们气得吐血。

这举动就是:我们不起义了,跟政府和谈!

当他们看到两支外国军队都出现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时,意识到清国和日本很可能在本国爆发战争,这时候,东学党人收起了对政府的仇恨,决定不再起义。他们知道,只要朝鲜恢复稳定,无论是清军和日军,就都没有继续留下来的理由,危及朝鲜百姓的战火也可以避免。所以,就在日军开进汉城的第二天,东学党立即宣布不再起义,并且退出所占领的州县。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这是一种可贵的爱国行为。

日本人的郁闷正是在于:如果大家都撤军了,那还打什么仗啊。

朝鲜国王如释重负,立即向清国和日本发出共同请求:我们局势稳定了,两位大爷都请回吧!

日军的郁闷正是来源于此:如果清日都撤军了,辛辛苦苦做好的开战准备就泡汤了。

李鸿章当然是不愿意跟日本开战的,他先命令在朝鲜的清军做好撤军准备。然后,总理衙门向日本外务省发出外交照会:要求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

日本外务省的答复很简单:不撤。

日本人的计划是,不仅不能撤军,还要利用外交摩擦将清日两国再一次引向开战。所谓战事未起,外交先行。外交文件上的战斗已经开始了,这是实战的序幕。而主导这一切的是一个外交官。由于他接下来的“精彩表现”,在他死后,他被日本人奉为外交界的集体偶像,也是在如今日本外务省大院里,唯一一个塑有雕像的人。

他就是当时的日本外务省大臣陆奥宗光。

陆奥宗光给了两个不撤的理由:第一,李大人,我们辛辛苦苦派出这么多军队,如果在朝鲜啥都不干就回国,是不是没面子?我们的军费都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怎么向民众交代?第二,李大人,说句实话,我们是不相信你们清国的,你说同时撤军,但我们害怕受到你们的欺骗。

李鸿章已经明白了,日军是不会撤军的。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跟日本人进行外交交涉——至于交涉结果怎么样,谁也不能保证。另外一种就是不管日军撤不撤,自己先撤了再说。

提出后一种观点的是北洋水师舰长方伯谦以及淮军将领聂士成。他们认为,清军留不留在朝鲜,清日之间一战都很难避免。但现在的情况是我方的军事部署已经失去先机,敌众我寡,如果贸然开战,正中日本奸计。不如先将军队撤回国内,争取时间将数倍于日军的优势兵力集结到鸭绿江边境,如果到那时日军还赖在朝鲜不走,陆军渡过鸭绿江,北洋舰队开进仁川海域,陆海包抄,一鼓作气歼灭日军!

用一个军事上的专业名词来说,这就是——战略大退却和积极的防御政策。目的只有一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但单方面撤军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把朝鲜拱手让给了日本?在方伯谦看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的,因为东北亚的局势很复杂,对朝鲜虎视眈眈,想来插一腿的不仅仅只有日本,还有另外的两位老大——英国和俄国。日本没有实力独吞朝鲜,到时英国和俄国就会迫使日本退出朝鲜。

局势已经让李鸿章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仗都还没开始打,就被倭寇给“吓”回来,这很没面子。但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对于清军的战斗力,李鸿章还是比较清楚的,这是一支早已是贪腐横行的军队,只能用于对付东学党之类的起义军,跟其他国家真正的军队作战,没什么戏,对日本作战也没有取胜的把握。考虑到这些,李鸿章有点灰心了:算了吧,朝廷没面子就没面子,自己先撤吧。

陆奥宗光正在警惕地注意着李鸿章的反应,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鸿章单独撤军,这样一来,天下太平,跟清国的仗也就打不起来了,于是当清军出现要单独撤军的苗头后,陆奥宗光抛出了橄榄枝:李大人,我们还是可以先谈谈的,谈得好,我们就同时撤军。

得到这个信息,李鸿章改变了主意:先和日本人谈谈!

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失败

这是一直以来清国外交的老办法。意思是在战争来临之前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利用洋人去牵制和压服洋人,大清国在其中求得个太平无事。李鸿章也知道,如果外来压力对日本施压,日本很有可能同意撤军,于是李鸿章又拿出了这一招。

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俄国。自古以来,俄国一直是个欧洲国家,但已经越来越重视亚洲利益,在日本“大陆政策”出台时,他们推出了“黄俄罗斯”计划,也就是要把清国的东北和朝鲜大陆变成“黄色的俄罗斯”,打通俄国在远东的出海口。为了实现这一计划,1891年,俄国开始修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长达一万公里,横穿欧亚大陆,俄国建这条铁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俄国在欧洲部分的重兵,迅速运到亚洲。

当日军开进汉城时,俄国的第一反应是怒了,他们决不能让日本先行一步,独占了朝鲜。李鸿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到了俄国,在北京他亲自拜访了俄国驻北京公使,告诉俄国人:只要你们能成功调解清日纷争,避免两国开战,清国愿意给俄国一些其他方面的利益。俄国人答应了。

但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是所有人预料不到的。

当俄国开始向日本施压的时候,陆奥宗光使出了厉害的一招。

这一招就是摸准俄国人的心理,抓住俄国的利益关键点。陆奥宗光告诉俄国人:现在朝鲜是清国的藩属国,我们出兵的目的正是迫使朝鲜放弃对清国的属国地位,使它“独立”,到那时,你们不是也可以很方便地进入朝鲜?

俄国人恍然大悟了,他们确实不想日本首先侵入朝鲜,但诡异的是,一旦日本入侵,打破现有的朝鲜局势,他们将来又能捞到好处。更何况,俄国人知道他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就让日本人先去打头阵吧。

陆奥宗光的运作使得日俄两国达成了默契:只要日本在战后维护朝鲜“独立”,日本不在朝鲜驻军,俄国就会默许日本向清国发动战争!

鸿章终于明白了俄国是靠不住的。而这个情况早在方伯谦的预料之中,在事先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他认为,俄国虽然是邻居大国,表面上跟清国也很友好,嘴上说得很好听,但真正有事,他们是不会帮助清国的,一旦清日开战,俄国人才是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倭人窥韩,俄实暗中取利)。

事实证明了方伯谦的判断,也证明了方伯谦对这场战争的本质把握很准确。跟方伯谦有同样见解的,还有一个欧洲人,他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清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起来的。”他的名字叫恩格斯,信是写给马克思女儿的(《致劳拉?拉法格》)。

俄国梦想破灭,李鸿章只好又去求英国。日不落帝国的世界老大地位就不用多说了,它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就是那个最早将烧开的水产生的那点气利用起来的国家。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后,英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利益中心是长江流域,而广袤富饶的东北和朝鲜也一直是被视作嘴边肥肉。对于英国来说,在东北和朝鲜还没有实力去跟俄国竞争,所以英国最不希望朝鲜出现战乱,最好是“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留待日后解决。

英国开始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放弃开战的打算。世界老大出手,陆奥宗光也顶不住,不得不同李鸿章的代表商谈撤军问题。陆奥宗光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迫于英国的压力最后无法和清国开战,那也一定要在谈判桌上得到日本想要的!他起草了一个《清日共同促进朝鲜内政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清国要自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让朝鲜“独立”!

陆奥宗光的狡诈已经露出了尾巴。按照他这个方案,清国自动放弃朝鲜,日本不劳而获,想得很美。李鸿章用委婉的语气拒绝:你们出发点是好的,但我们认为朝鲜的“内政改革”,只能由朝鲜人民自己实施。我国向来不干涉他国内政,也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别国内政。即使你们不承认朝鲜为大清藩属国,至少也应该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更没有干涉一个自主国内政的权力,所以我们两国都应该同时从朝鲜撤兵。

而陆奥宗光的回答很具有流氓水准:我大日本帝国是为了朝鲜的和平稳定,才认为有实行种种计划的必要,既然现在我们两国政府的观点都不相同,那么,我国又怎能从朝鲜撤军?

陆奥宗光后来把他与李鸿章的这场外交争斗写成了一个回忆录——《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表现了一个为天皇实誓死效忠的王臣形象)。这个外交照会,就是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自称的“对清国第一次绝交书”。

李鸿章也耍起了流氓,他作出了暂时妥协,同意对朝鲜实行“内政改革”,但前提是必须先共同撤兵——这显然是个拖延计。而陆奥宗光并不上当,他的答复流氓得更彻底:“我看你们清国政府是有意找事,今后如果有不可预料的事件发生,我们日本政府是不负责的!”(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嗣后因此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就是所谓的“对清国第二次绝交书”。相比第一次,我们发现,现在日本不仅不撤兵了,还倒打了一耙,把开战的责任推到清国。

谈出这个结果,英国人失望了,他们亲自出手,向日本提出在仁川设立“中立区”的设想: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得进入仁川。迫于英国人的面子,陆奥宗光将这个方案上报给了睦仁。而睦仁的批复是:不同意。

仁川是日本从本土运兵到朝鲜最重要的中转基地,这个战略要地不能丢。

英国又提出:在朝鲜国内划一条线(类似于后来的三八线),汉城以南归日军占领,汉城以北归清军占领。这个方案日本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但是睦仁依旧没有同意——日本的野心不是半个朝鲜,而是整个朝鲜以及清国大陆!

有了天皇的撑腰,陆奥宗光开始反过来利用英国害怕的东西了,他知道英国最担心的是俄国,俄国最戒备的也是英国,这就让他找到了可以互相利用、左右开弓的东西。陆奥宗光“委婉”地提醒英国外交部:和清国开战,日本已经取得了同俄国的谅解协议,如果英国一再干涉下去,老毛子就要出兵!

这个信息给了英国很大的震动。英国在亚洲并没有对俄作战取胜的把握,所以他们并不愿意跟俄国发生直接冲突。而经过几次交手,英国已经对日本刮目相看。

上至天皇,下至平民,这就是一帮不要命的赌徒。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为了得到这一切,不会妥协。他们可以暂时退让,但不会永远退让。这些矮个子的家伙是一群厉害的角色,从来不考虑牺牲,也不考虑国破家亡,更不会考虑统治的长久,只要有需要,连睦仁都会拿着大刀冲出皇宫!

这一看法的改变影响了接下来英国对朝鲜问题态度的改变。

陆奥宗光敏锐地探知了英国人态度的变化,他趁机向清国放了一把火,把参谋本部掌握的军事情报提供给了英国人:老大,你们看,在谈判期间,我们日本一直做着战争的准备,所有的部署都已经完成,完美无缺。而清国的军事防御仍然很松懈,甚至在北京周边都没有做什么准备,一旦真正打起来,清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只要英国不阻碍日本开战,日本保证将来分点好处出来!

英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看来这小日本是无法抑制的,正好可以扶持起来作为自己的小弟,让它们的势力进入朝鲜,在朝鲜将日俄两国拴在一起,这样,英俄矛盾将来就会转变为日俄矛盾,英国再在其中进行挑拨或者斡旋,坐收渔翁之利!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英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英国外交部通知日本:只要你们不在英国在亚洲利益中心——上海及周边地区作战,我们就同意你们对清国开战!

陆奥宗光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据说他还为英国人立了个字据。

而陆奥宗光也看出了英国人的心思,他开始向英国伸手要点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条约。

在幕府时代,西方列强强制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原先不平等条约一个个地废除,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就是与英国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为了废除这个条约,陆奥宗光之前跟英国人谈判了几十次,想尽一切办法,但一直没有成功。日本国内大为不满,批评他是“软弱无能的外交”,现在,为了充当英国在亚洲的小弟,陆奥宗光提出必须废除这个条约。他成功了。

1894年7月16日,伦敦,陆奥宗光亲自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上签字。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废除了。

按照新条约的规定:英国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废除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日本提高对英关税率(由5%提高到10%~15%)。英国不仅取消了在日本的特权,关税率的提高还将为日本接下来发动清日战争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持。

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英国立即向清国政府翻脸,李鸿章得到了来自英国外交部的照会:立即答应日本人提出的所有条件!

俄国人退出“调停”,英国在朝鲜局势中从打“清国牌”到改打“日本牌”,李鸿章奉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失败了。它表明这一手段的核心不仅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其他国家的利益,更需要配以本国抽刀亮剑的勇气。日本人的狡诈、贪婪、阴险、坚定、勇猛、狼性十足,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左右开弓,这是另一种版本的以夷制夷。而清国政府失去了原本属于它自己的机会。

在外交上,清国政府处处表现出谦虚忍让、老实诚恳、爱好和平,但谁都知道,国家利益面前,只有老实是没用的,只喊着爱好和平也是没用的。在国际冲突中,进攻或者以攻为守其实才是大部分时候的首选,一味的妥协和退让也许会让你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但也会丧失很多的盟友和潜在盟友——如果你自己都不硬,大家又怎能支持你去硬?

在与陆奥宗光的外交争斗中,李鸿章可以用“完败”一词来形容。除了国家实力,清日两国在外交方面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完全不同的。这要从一本书说起。

1864年,大清国翻译出版了一本很专业的书籍(ElementsofIionalLaw),这是一本国际法著作,主要讲述国家之间的往来、出使、交战等国际惯例,作者是美国人,他的观点是很善良的,比如小孩子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打架,国家也一样,要注意维护世界和平;即使打架,也必须有个理由(师出有名),而且不能自己先动手,要等对方先开打(不能衅自我开)。

书翻译成中文后,取了个很吓人的名字:《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受到了清国外交界的热烈欢迎,除了书中的观点很符合传统道德,也代表了他们对于西方列强世界的“善良”愿望。在他们看,此书是西方“大儒”所著,各国君主必定真心遵守,不敢违抗,一旦国与国之间发生摩擦,各国都得翻到书中的某一页来定案。

于是他们把这本书奉为了外交宝典,有重大问题争论不下的时候,就搬出宝典来看一看。

同一年,这本书由清国传入日本。对于在天朝大国的政府高层流行的书,日本人自然不敢怠慢,他们对此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掀起了一股“国际法热”。用当时学者写的文章来说就是——“第一次知道了各国之间交往也是有法规的”。但是,日本人在仔细研究了之后提出了他们的疑问:各国真的会遵守这样的法规吗?

几年后,带着这样的疑问,一个代表团出发了,他们在西方世界看到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加疑惑。在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毫不忌讳地告诉日本人:

“如今世界各国表面上都说要以礼仪相交,讲究和平世界,不过,在国际关系中,正义和力量从来是在一起的,有力量才会有正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实力,以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不要依赖任何国家。你们要知道,事实只可能是,当某一国感到国际法对它不利时,它就会置之不理、多方狡辩、诉诸战争。所以万国公法能不能得到执行,完全是靠实力说话的。”

日本人终于用实地见闻证实了他们的怀疑,考察团满心欢喜地将答案带回了国内,《万国公法》再也没人去看了。福泽谕吉更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

日本从此一心奉行务实外交和强权外交,而陆奥宗光无疑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形势骤然紧张。万般无奈的李鸿章只好准备接受日本最初提出的那个方案:可以先商议朝鲜“内政改革”,后撤兵,此时陆奥宗光用了那句熟悉的话来回答:今时不同往日了,兄弟!

7月19日——在英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三天后,占据汉城的日军迅速行动,他们闯入朝鲜王宫,向朝鲜政府提交最后通牒。我们只需要看其中的三条内容:

1.朝鲜国王必须下旨驱逐在牙山的清军。

2.朝鲜废除和清国之间的一切条约(改变属国地位)。

3.限朝鲜三天内(截止到7月23日零时)给予答复。

这份通牒名义上是发给朝鲜政府的,实际上是为与清国开战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因为作为属国的朝鲜政府不可能同意这样的通牒,一旦三天过后,日军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占领王宫,逼迫国王下令“请日军帮忙”驱逐清军,到那时,日军将有一个进攻清军的理由!

接到消息,李鸿章终于彻底绝望了,他终于明白一场和日本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开始手忙脚乱地部署向朝鲜增兵。

由于日军已经控制了仁川和汉城,李鸿章决定:派一万大军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占据汉城以北260公里的朝鲜第二大城市平壤,以平壤为集结之地。

但此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牙山还有之前派出去的原本用于平叛东学党的2500名清兵,他们此时已经成为深入到日军集结地——汉城周边的一支小部队,孤军深入,极为危险。李鸿章决定派军舰到牙山海面接上他们,运到平壤与大军汇合。但牙山部队的统帅叶志超提出了另外一条意见。

叶志超认为,牙山紧邻仁川,而仁川有七八条日本军舰,走海路不安全。所以他建议部队仍然驻扎在牙山不动,万一日本真的开战,还可以和平壤大军夹击日军!

接到电报后,李鸿章觉得有道理。但安全问题又实在太让他放不下心了。于是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再从海路向牙山增派2500人的增援部队!

对于这个奇怪的办法,我们一时是很难理解的。既然运兵出去的海路不安全,那么运兵进来的海路也同样不安全。这个问题李鸿章不会想不到,不过仔细推敲一下,我们就能明白李鸿章的深意。

一直到现在为止,李鸿章仍然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日本真的会和清国开战,所以他把主力派到平壤,希望能够“震慑”日军,避免开战。而叶志超的想法跟李鸿章也是一样的,他认为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在牙山待着,不挪窝,不给日本人任何“挑衅的机会”,战事就有可能避免。

李鸿章很快找到了一个两全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可以既不“刺激”日本人,又能让海路运兵的安全有些保障。

这个办法就是租几条英国籍的船去运兵,而不需要派出北洋舰队去护航,只需要派一两艘军舰在牙山岸边的登陆点进行现场警戒即可。

李鸿章认为,“有万国公法在,谁先开战,谁即理拙”,日本人绝对不敢挑起战端。更何况日本人再怎么狂,也不敢朝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船开炮吧!

从怡和洋行租来的三艘英国籍轮船很快准备好了,它们将改装成运兵船,把天津的2500名清军分批运到朝鲜牙山。按照“无需护航只需在登陆点现场警戒”的计划,清国的北洋舰队并没有主力出动,为运兵船护航,只派出了巡洋舰济远、练习舰威远和属于广东舰队的炮舰广乙三艘军舰先期赶往牙山。

与此同时,日本战时大本营命令所有正在清国的军舰返航。原来,虽然两国一直在摩擦,但“友好交往”也没有中断,日本派出了几艘军舰在福建马尾港和威海进行访问。这几艘军舰返航后,日本本土所有军舰将集结在佐世保军港,统一编队的联合舰队即将成立,日本将要用全国所有的军舰去打响和参加战斗!

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最后通牒的期限——7月23日零时的到来。等待清日两军的,都是不可知的命运。

7月23日这天,在不同的地点,发生了不同的事情,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个地说。

汉城——朝鲜王宫:兵变!

可怜的朝鲜国王,自从接到最后通牒后,他就一直毫无办法,惊恐万分。拖到最后好歹给了日本人一个答复:清国的军队确实是我们请来的,我们已经通过唐代办(唐绍仪)奏请大清国撤兵了。

言外之意是:天朝不撤军,我们也没办法啊,别欺负老实人好不?

日军知道该怎么做了。23日零时,汉城日军向朝鲜王宫发起进攻。在冲进王宫后,日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朝鲜和清国之间的电报线路(封锁消息),然后逼迫朝鲜国王下旨:废除对清国的属国关系,朝鲜“请求日军”将牙山的清军驱逐出境!

拿着这份矫诏,日军有了进攻清军的“名正言顺”的理由。

编队完成的联合舰队正在等待起航前的检阅。这是一个梯队型编队,三艘速度最快的军舰组成第一先锋队(游击队),它们将作为攻击清国军舰的先头舰队,旗舰为下水不到半年的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军舰——吉野号。巨炮战舰组成主力队,作为决战的主要力量,旗舰是松岛号——同时它也是联合舰队旗舰。其他老弱军舰组成第二先锋队,主要做后勤保障和警戒工作。

海军中将伊东佑亨已经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他将在松岛号上统一指挥这支庞大的舰队,向牙山海面搜索清国军舰,寻找战机。伊东佑亨的命令是:如果碰到的清国军舰力量弱小,则不必一战,先放过他们,等待对方强舰或舰队出现,一举歼灭!

当时并没有军事侦察卫星,而联合舰队却能够准确地将搜索的目标锁定在牙山海面。只有一种解释:在清国大陆,一直潜伏着一支庞大的日本间谍网络(后面详细讲述),他们成功地猎取了李鸿章向牙山运兵的情报,情报发回日本,联合舰队立即出动。

11时,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的身影出现在了佐世保军港,他是来为伊东佑亨和联合舰队的出征送行的。联合舰队所有军舰汽笛长鸣。

“发扬帝国海军荣誉!”桦山资纪的检阅船打出了旗语。

“完全准备就绪!”第一先锋队旗舰“吉野”用旗语回答。

“待我凯旋!”第二先锋队旗舰“葛城”回答。

“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主力队旗舰“松岛”回答。

惊天的海浪中,蕴藏着惊世的野心。出发!

7月23日下午,济远等三艘军舰到达牙山湾海面,而运兵船还没有到。24日凌晨四点,第一艘出发的运兵船终于到了,济远等军舰警戒运兵船完成士兵登陆工作,然后等着第二艘和最后一艘运兵船的到来。

在等待的同时,济远舰舰长方伯谦作出了一个改变了后来战局的决定:派威远号前往仁川海面侦察,了解汉城日军的动向。

24日下午,威远带回了一个严重的消息:汉城兵变了。

方伯谦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他判断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由于朝鲜到清国的电报线已经被割断,只能人工报信,方伯谦命令威远号立即返航威海北洋舰队基地报信,济远和广乙继续等运兵船。

晚上,第二艘运兵船抵达,方伯谦命令加快速度卸载武器和士兵登陆,到25日凌晨四点,运兵船上的马匹和火炮仍没有卸载完,而最后一艘运兵船也还没有到达,方伯谦认为不能再等了,运兵船是英国籍的,日军应该不敢攻击它们,而两艘孤零零的军舰必须脱险,他命令运兵船继续卸货,济远和广乙立即调头向威海返航!

7月25日凌晨四点半的晨雾中,济远和广乙两艘军舰起航了,按照航速,三个小时后它们将驶出牙山湾,进入茫茫大海,然后一路朝清国海岸方向疾驰。方伯谦有一种预感:在不远处的海面上,日军舰队正在乘风踏浪向牙山海面驶来,像猎人一样四处搜寻猎物,一旦相遇,炮战即将打响!

方伯谦的预感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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