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讲 武英修书 二、武英沉浮

明清两代的武英殿，大部分时间发挥着文化功能。如明曾在这里召集画师作画，而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初称造办处），占东西配殿的凝道殿和焕章殿等63间，人员84名，后多时达千人，武英殿成为宫廷修书印书之所，也就是皇家出版社和印刷厂。武英殿在清朝以修书、刻书而著名，其主殿、配殿、恒寿斋、浴德堂等成为编书、刻字、印书、藏书的场所。清朝皇家修书，延续两百余年，以康雍乾三朝为盛。清朝著名学者方苞，历仕康雍乾三朝，曾任武英殿修书总裁，他的官宦沉浮与勤奋修书，见证了武英殿修书的起步和繁荣。

方苞（1668—1749年），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方苞中举人，又会试考中，但殿试前因母病回里，没有中进士，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他和戴名世同县，就给戴氏《南山集》作序。后来清廷认为《南山集》里有悖逆之语，定为文字狱案，方苞受牵连下狱论斩。康熙帝恰在搜罗古文人才，大学士李光地推荐了他，方苞得以免死，被收入旗籍。康熙帝爱惜方苞的学问，把他召到身边，入直南书房，又派他去畅春园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方苞尚未授实官，就以布衣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帝同样赏识方苞，赦免他，出旗籍。数年后，方苞升任内阁学士，又获特旨，不用到内阁上班。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习庶吉士，相当于皇家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乾隆帝即位，复令方苞入直南书房，还升他为礼部侍郎。方苞坚辞官职，获准“以原衔食俸”（享受副部级待遇）。乾隆帝即位当年，就让方苞选编“四书文”，又任命他做“三礼馆”的副总裁，负责编订“三礼”，就是《周礼》、《礼记》和《仪礼》。至此，方苞的人生达到了顶峰。

方苞奉旨修书的地方，他任修书总裁的办公室，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清宫述闻》）“浴德”一语出自《礼记·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就是说要洗澡洁其身，沐浴清其德。浴德堂的建筑，前为殿堂，后为浴室。殿堂不大，面阔3间，后檐墙上开有券门，内为曲尺形券洞，通往北侧的浴室。浴室底部呈方形，长宽各4米，用乳白色瓷砖饰面；上部为圆形穹顶，正中开有一个直径60厘米的通风采光口。浴室墙体厚1米多。墙外西北有一口井，是沐浴的取水源。浴室北墙外有灶屋，井水被引到灶屋内大锅加热后，通过铁管流入浴室。浴德堂的兴建和使用，史籍几乎没见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元代建筑，也有学者认为是明代建筑。关于它的功能，现有三种推测：

一说是，乾隆帝为香妃建的沐浴室。民国年间古物陈列所在此举办过香妃等画像展出，更引发人们的遐思。故宫一些专家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明朝皇宫就有浴德堂。

二说是，皇帝斋戒沐浴之处。故宫左路文华殿东侧传心殿内有大庖井，右路武英殿区又有浴德堂，正合古礼“左庖右湢（bì，浴室）”之说。

三说是，皇帝死后清洗尸体的场所。

在清代，浴德堂主要有两个用处：一是武英殿修书、制版、印刷、装裱的地方；二是清文臣修书、校书时值班的地方，如方苞曾在此校订“四书文”和“三礼”。

方苞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名为《钦定四书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就是给天下读书人的钦定范文，相当于高考辅导资料汇编。这样重要的工作，派给方苞办理，可见其名望和才学之高。修“三礼”时，方苞推荐一位叫张甄陶的文人来做。对于一介布衣来说，获荐与修官书，本是终身之幸，但张甄陶坚辞不就，反而请求入方苞门下，可见方苞的学问为士林仰望。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方苞达到人生事业顶点，厄运接踵而来。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晴天一声霹雳，方苞被革去侍郎职衔、南书房行走、武英殿修书总裁等一切职务。乾隆帝命他“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方苞修书二十年，有大功，何以突然获罪呢？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主要是因方苞犯下做官的两件大忌：

第一件：泄密。《周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方苞与魏廷珍友善，魏守护雍正帝的泰陵。在乾隆帝召对时，方苞请起用魏廷珍。乾隆帝任命魏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达，消息传出。乾隆帝派人调查，方苞原来住在魏廷珍北京城的宅子里。后来更查出，乾隆帝决定启用魏廷珍，旨意还没发，方苞就先搬出魏家。乾隆帝认为，方苞给魏廷珍腾地方，暗示魏廷珍马上就要获得重用。因方苞泄密，就传旨训斥。

第二件：徇私。方苞为庶吉士教习，负责散馆考试。他已奏报并决定考试日期，但吴乔龄晚到，方苞请吴补考。乾隆帝起了疑心，派人调查，发现方苞从魏廷珍家搬出后，住在吴乔龄家。乾隆帝认为，方苞受吴乔龄请托，以权谋私，断不可用，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在武英殿修书。

在乾隆帝看来，方苞“泄密”与“徇私”——“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于是天颜震怒，时年72岁的方苞，被一革到底，“白衣修书”的往事重现。乾隆帝这下气得不轻，过了数月，下旨斥责一名御史，竟然扯上该人“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又过了两年，乾隆帝批评泄露朝廷涉密，又拿方苞做靶子，可见余怒未息。

乾隆七年（1742年），方苞分纂“三礼”中的《周礼》完成。皇帝赏给翰林院侍讲品级顶戴，准其回籍。（《清史稿·方苞传》卷二百九十）方苞回家后七年多，讲学授徒，著文赋诗，虽少些官场热闹，却多些文化成果。桐城人方苞治学“为古文正宗”并提倡“义法”，尔后刘大櫆提出“神气”，姚鼐再力倡“义理、考据、辞章”——就是观点、材料、文章，今人仍受启发。他们开创“桐城派”，被尊为“桐城派三祖”，影响广泛而深远。如今在安徽桐城，仍留下“桐城派”的遗迹和佳话。

对方苞来说，武英殿修书的经历，成就了仕途的顶峰，而对同时代的陈鹏年来说，三度奉旨入武英殿修书，却成了仕途遇险时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