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讲 文渊书阁 三、《四库全书》

如今看到的北京故宫文渊阁，是清乾隆帝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造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修纂。次年，乾隆帝命杭州织造去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考察（我国有私家藏书传统）。乾隆帝的旨意非常详细，要求搞清天一阁的建造方法、材料、书架款式等，然后做成烫样，标明尺寸后呈报。皇帝见图，随即拍板，就照天一阁式样，在皇宫文华殿以北兴建文渊阁。

藏书之地，最重防火。《周易》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疏”引“正义”曰：“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周易正义·系辞上》卷七）为了“生水”，阁名“天一”。天一阁为二层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楼上则将居中的三大间合一，暗合了“天一地六”的寓意。阁顶覆盖黑瓦，梁柱用青、绿两色水锦纹和水云带装饰。阁前凿了蓄水池，以备取水救火。书橱大都放在楼上的大间中，一律不靠墙；房间也前后开窗，便于通风。文渊阁全面借鉴了天一阁的上述防火措施，又根据皇家书阁的特点，做了改进：一是改名。按照乾隆帝说法阁名“从水立义”，而命名为文渊阁。二是加层。文渊阁要存放《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藏书量比天一阁大一倍还多，所以在上下两层之间加造一层，形成了“明二暗三”的格局。外观与天一阁类似，使用面积则大增。三是等级。按照皇家规制，将天一阁的硬山顶升格为歇山顶，又增加了游龙浮雕装饰，阁顶覆盖黑琉璃瓦绿剪边。四是立碑。阁旁立《文渊阁记》碑并建盔顶碑亭。

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是纪昀等人为总纂官。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间进士，点翰林，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天子近臣。纪晓岚因为跟亲家说话不谨慎，泄机密，被夺职，遣戍乌鲁木齐。重回翰林院后，被荐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又因儿子犯案，受到连累。幸亏皇帝宽免，纪晓岚才得以继续修书。《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纂修，历时15年，才告完成。修《四库全书》成为纪晓岚一生的转折。此后他不仅官运亨通，做到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左都御史，而且因为这部古代世界最大的丛书而扬名后世。（《清史稿·纪昀传》卷三百二十）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据林天人先生统计，文渊阁本收书3471种，79018卷，装帧成36381册，汇纳为6144函（各分卷册函数不同）《四库全书》各分的卷册有差异，各种统计数字也有差异，共7亿余字。书册封面为绢制，各部采用不同颜色。乾隆帝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就是说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将书衣分为四种颜色——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作为全书纲领的《四库全书总目》则为黄色。几册书成一函，装入香楠木的匣子，衬以夹板，束之绸带。关于木匣的来历，还有个辛酸故事。

陆费墀（？—1790年），陆费（lùbì）为复姓，名墀（chí），浙江桐乡人。他担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可谓费力不讨好。乾隆帝发现书中有差错，就归罪于他，罢了他的官，又罚他出钱做文澜、文汇、文宗三阁藏书装帧、书匣的费用。陆费墀不久死去，乾隆帝不依不饶，抄了他的家，只留了一千两银子做子女抚养费，其他财产一律用来做装帧、书匣。受追责的还有陆锡熊。

陆锡熊（1734—1792年），上海人，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也没能逃脱处罚：乾隆帝让陆锡熊和纪晓岚一起出钱，承担请人补正缮写的开支，后让他去奉天（今沈阳）文溯阁校书。陆锡熊在奉天病死，既没有回京，也没有回籍，落得个悲剧结局。

《四库全书》修成，又经过两次补遗，到嘉庆九年（1804年）才最后告竣，长达33年。全书没有刊印，只缮写了七部，后来命运多舛。第一批四部：大内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影印出版；圆明园文源阁本，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时被焚；沈阳文溯阁本，后移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现建新馆专藏；避暑山庄文津阁本，现移藏于国家图书馆，也已影印出版。以上四阁都在北方，习称“北四阁”。乾隆帝以江浙文风较盛，为便于士子就近阅读，命再抄三部：一部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正复建文汇阁；一部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又作“淙”），也在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阁已复建完工；另一部藏杭州文澜阁，还是在太平天国时部分遭毁，但知县丁丙等捐筹款补抄，基本补上。以上三阁，都在南方，习称“南三阁”。底本则存翰林院（有学者认为没有此书），供士子阅读。

还有两部书，我简要介绍。一是《四库全书荟要》，收书464种，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在修《四库全书》时，从中撷取精华，缮为《荟要》。按照《全书》式样，缮写二部：一部贮藏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焚毁；另一贮藏于皇宫御花园摛（chī）藻堂，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二是《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晓岚等主编，200卷。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抄写入《四库全书》的书和仅存名目的书，分别撰写内容提要，汇编成书。收入《四库全书》中的3461种、79309卷，存目书6793种、93551卷。（《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这部《四库全书总目》，是读书人案头必备的书目工具书。

文才自古多磨难。明清三部大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六位总纂官和总校官，各有各的悲剧。《永乐大典》的解缙，身陷囹圄，悲惨下狱，惨被冻死。《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耦枷发配，客死塞外；才子胤祉，被囚景山，愤郁而死。《四库全书》的纪晓岚，罢官戴罪，流放西域；陆费墀，罢官忧死，抄家补赔；陆锡熊，罚钱补正，流死沈阳。分开来看，是个人的悲哀；合起来看，是社会的悲剧。然而，没有八年乡居“杜门纂述”，或没有后来的解缙；没有关外十七年为奴，或没有后来的陈梦雷；没有两年零八个月乌鲁木齐遣戍，亦或没有后来的纪晓岚。所以，事有两端，话说两面：文才自古多磨难，磨难之中出文才。《永乐大典》总纂解缙、《古今图书集成》总纂陈梦雷和《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都是明证。

在肯定《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汇集、整理、编纂中华文化遗产正面价值的同时，也要同西方略作对比。特别是乾隆帝组织编修国家巨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既看到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贡献，也要看到其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时，法国正在编修《百科全书》。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进步思想家，人称“百科全书派”。他们传播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批评经院哲学，形成社会进步动力，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舆情与理论的准备。而“四库全书派”集中当时知识精英，埋首故纸堆，抄写古文献，扼杀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磨灭了他们的批判与创新精神。结果，中国与西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这很值得人们深思。文渊阁则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