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来临。自施科尔兹内救他脱脸后,墨索里尼便在考虑用某种“意大利的政治解决办法”,去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派遣他的儿子维多里奥,带着与西方开展谈判的口头建议,去找米兰的总主教。梵蒂冈将此建议及时转给了盟国——但遭拒绝。

墨索里尼未将此举告诉希特勒,因他近来与他联系很少。他也不向记者们隐瞒他的观点: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国发动的“夸大狂式的”进攻。他承认,他不过是德国的阶下囚罢了。他自己的运星已经损落。4月25日,他离开米兰(他的车队只有10辆车),前往北面,最后一次与其忠心耿耿的“黑衣队”见面。车队中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小车,挂的是西班牙的车牌,里边坐着的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我只认命”,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我会怎样,但我不能对我的命运提出疑问。”墨索里尼未带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尔来信在内的全部文件交给了她。他希望,这些文件能使她与孩子们一起安全地通过边境。“如果他们阻挡你或伤害你”,他说,“你就叫他们将你交给英国人。”

26日拂晓,墨索里尼一行沿着科莫湖西岸(尽管天下着毛毛雨,这湖光山色仍美不胜收)弯弯曲曲的道路北上。车行25英里后,他们在一家旅馆中歇息,等待3000名黑衣队员前来与他们汇合。但一个也没有前来;次日,他们只好继续北上。他们在东戈附近被游击队俘获,游击队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处死;另一派则主张将他们交给盟国。双方发生了争吵。4月28日,米兰来了3名行刑队员,把这一问题解决了。他们用手提机枪射杀了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贝塔西。

到了那天上午,东线的德军已几乎全部解体。部队的指挥员也几乎公开叛变。例如,曼特菲尔的第三装甲军,违抗希特勒坚决抵抗的命令,边打边朝西面退却。他的目标是向英美两国投降。

军事组织的解体在地堡内也很明显了。拂晓,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3人醉后争得脸红脖子粗。“9个月前,我是怀着所有理想,全力接受现在这个任务的”,布格道夫吼道,“我一而再再而三试图将陆军与党协调起来。”因此,他说,他的同事们都鄙视他,甚至说他背叛。“今天看来,这些指责都是有道理的。我完全徒劳了。我的理想放错了地方。不仅如此,我既幼稚又愚蠢!”

克莱勃斯原要他安静下来,但室内的喊声已将睡在隔壁房间的两名副官吵醒。他们听见布格道夫的怒吼,把试图妥协的克莱勃斯喊得哑口无言。“放开我好了,汉斯——这一切我都得说!也许,再过48小时这些话就说不了啦……既忠诚又富有理想的青年军官们,已成千上万地死了。为了什么?为祖国?不!他们为你而死!”布格道夫把攻击矛头转向鲍曼。

他吼道,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牺牲了,为的是让党员能够往上爬。“为了你的奢侈的生活,为了你的权力欲。你毁灭了我们的古老文化,毁灭了我们日耳曼民族!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罪!”

“亲爱的老兄”,鲍曼安抚他说,“你可不要人身攻击。即使别人已中饱私囊,你也拿不了我去负责。这,我可凭着一切圣物起誓。小心伤了身体,我的朋友!”在隔壁房内,两个偷听者听见了碰杯声。之后,便无声无息了。

整个上午,威德林将军都在悉心制订突围出柏林的计划——分成三个梯队突围。显然,俄国人很快就要冲进总理府了。“瘦皮猴卡尔”满有把握,认为在晚间的军事会议上定能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所以,他命令所有指挥官于深夜到地堡内报到。

戈培尔夫人在给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写信——儿子已成了盟军的俘虏。她告诉他,纳粹主义的“光荣理想”已成泡影,“我一生中所认识到的美好的、崇高的东西也与之一起付诸东流。”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值得在里边生存的。她把6个孩子带到地堡内的原因就在于此。孩子们太高贵了,失败后的生活是不值得他们去过的,“仁慈的上帝会明白我为何不让他们去过这种生活的原因的……让我的上帝给我力量去尽我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责任吧。”鲍曼也在给妻子发电报说,“一切都完了”,他已没有希望了。她应立即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带着孩子们和五六个绑架来的小孩,前往蒂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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