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前,希特勒曾向施洛德小姐抱怨说:“各方面都向我撒谎。”他谁都不能信赖,他若身有不测,德国便会没有元首。他的继任人戈林已失却人民的同情,而帝国长官希姆莱又会遭到党的拒绝。对在午餐时谈论政治他表示歉意,但又说:“再运动脑筋,告诉我谁会是我的接班人。这是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却得不到一个答案。”

一星期后,爱娃·勃劳恩回到柏林,他的精神便好了些。她是在一月前为安全的缘故受令离开柏林去了慕尼黑的。在那里呆了两星期后,她便向朋友们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她的男人身边。她对他们说,死亡对于她已无关紧要,她要与她所爱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对她突然重新出现,希特勒假装发怒,故意责骂了她一顿,但当晚一整晚他却反复说,勃劳恩小姐如此忠贞,他觉得自豪。

数天后,即快到2月底时,希特勒召开了最后一次的地方长官会议。他的外观令他们大吃一惊。他得由夏勃搀扶着。他的声音很小,左臂抖动得很厉害。大家原以为他会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的,不料,他所讲的却是前后矛盾的说教,既令人受到鼓舞,又令人沮丧。末了,他向地方长官们保证,虽然在最后时刻他无奇迹武器去拯救德国,但是,只要他们在德国人民身上灌输“条顿人的愤怒精神”,战争还是可以打赢的。若全国不予响应,这说明它没有道义价值,灭亡活该。

他对地方长官们的合作和忠诚表示感谢。接着,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坦率地告诉他们,他的健康情况正在变坏。他承认,腿上的抖动已发展到左臂。他还说了句笑话:有希望不会发展到头部。他最后说的话意思含糊,但兆头不吉:将来,他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他希望,如果他采取了他们不理解的措施,请他们不要以为他出卖了他们。

希特勒面临灾难,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主导情绪是蔑视和愤怒。他破口大骂业已屠杀了50万平民的盟国飞行员,也辱骂那些把英国人当作解放者加以欢呼的德国人。3月7日,他愤怒到了极点。这是因为,雷马根的莱茵桥,来不及炸毁便被霍季斯的第一军占领。在希特勒看来,这是另一次叛变;他决心惩罚应对此负责的人们。在紧要关头,他令最受他信任的捣乱者奥托·斯科尔兹内将这座桥炸掉。一队斯科尔兹内突击队带着塑料炸药接近了该桥,却被盟国的秘密武器’运河防御灯”发现——这种灯可发出强大的光柱,光源却无处可寻。

至此时,德国的西部防线已全线告急。莫德尔的B集团军已被消灭,它的残部已退至莱茵河这边。在南部,霍塞尔的C集团军已退至莱茵河西岸,也即将被包围。东线的局势也相差无几。在3月中旬这些绝望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到东线视察。他的将领们警告他,由于局势变化莫测,他可能被俘或被杀,但他就是不听。作为一个妥协,他让肯普卡用“人民之车”而不是著名的“麦塞蒂斯”送他前往,目标是奥得河附近的一个古堡。到那里后,他恳求第九军的各位指挥官阻击俄军,不让他们向柏林进军。他说,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宝贵的,因为新式秘密武器随时可用。在返回柏林的途中,希特勒无言地坐在肯普卡身旁,沉思着。他知道,他之新秘密武器之说是幻想,而他在不久前也曾向地方长官们承认过:原子弹之造成还不知是何年何月,而其它的所谓秘密武器又仅是非现实的政治武器而已——例如,希望西方会与德国一道征讨布尔什维主义。待他回到城里时,前线的情况他已看得够了。此后他将不再冒险出总理府一步。他的唯一希望是,在最后1分钟出现政治奇迹。

希特勒心里明白,密谋者就在他周围。例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搞谈判,也知道希姆莱在拿犹太人做买卖。但他继续允许这些人去谈判,如像用他的名义去谈似的,即使他宣尔所有谈判都属徒劳。若某个谈判失败,他就抵赖说他不知道;若谈判成功,功劳便可归他自己。

深得希特勒信任的施佩尔敦促各位将领,例如曼特菲尔,抵制勿将桥梁、水坝、工厂等留给敌人而将它们炸毁的命令,希特勒是否知悉,这还是值得怀疑的。3月18日,施佩尔将反对“焦土政策”的抗议,直呈元首。“战争到了这个阶段”,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把会直接打击全国人民生活的设施毁掉,对我们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希特勒把德国变成焦土的决心曾经有所动摇,那末,施佩尔的话便促使他采取行动。在读了这份备忘录后,他便立刻把过去当过建筑师的施佩尔找来,闷闷不乐地对他说:“战争若失败了,人民也就丧失了。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德国人民将会有什么需要,这用不着去担心。相反,我们最好连这些东西都给毁掉。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只属于东方较强的国家(苏联)。不管如何,在这次斗争后只有劣者才会生存下来,因为优者已经被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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