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拂晓,两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吓得脸如土色”,来到布拉格美国公使馆,要求避难。据他们透露,他们是在德国的捷克特务,被当地的盖世太保查明。“我把他们打发走时,他们的脸在抽搐,嘴唇在抖动”,乔治·凯南回忆说。片刻后,根据上极的指示,他不得不将这两个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德国难民解到被大雪覆盖的大街上去。在那里,”他们不过是受人追逐的动物罢了。”接着前来的是一个相识的犹太人,使馆只允许他呆到能令自己镇静时。“很可怜,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整个上午都是如此。”

在伦敦,首先听到入侵消息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他是从驻布拉格大使那里听来的。数小时后,汉德逊从柏林打来电话,要他的上司推迟贸易署总裁访德的行程。“在我看来,阻止德国‘恢复秩序’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本人反对在此紧要关头有任何英国内阁部长来访。”

不到一个钟头,汉德逊又打来电话,宣读了希特勒与哈查签署的协议。上午11时,他用电话口述了希特勒刚发给德国人民的公告内容:自星期天以来,公告说,在捷克的许多村庄里都出现了反对日耳曼人的“野蛮的过份行为”,受害者和受迫害者提出的呼吁与时俱增。

大受震惊的汉德逊至少应明白,这是他出使柏林“最终翻了船”。“我把去柏林看作是伤害灵魂的工作,这你怀疑吗?”

他匆忙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封非正式的信。“希特勒又在铤而走险了。”

在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直到那值得记念的3月15日的中午才醒来。“我必须第一个到布拉格”,他一边穿衣一边对男仆说。越接近边界他便越紧张。大半晌后,希特勒一行在边境附近下车,转乘汽车前往。希特勒坐的是第一辆车,坐在司机肯普卡身旁。由1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冒着大风雪,缓缓前行。车队从双方空荡荡的海关驶过,不久后,他们便碰上了在风雪中挣扎着前行的德军。

肯普卡把车子驶离大路,沿着弯弯曲曲的泥泞旁道前行,直到黄昏后才驶抵布拉格。车队驶抵赫拉德欣宫时,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希特勒一行决定在堡垒内宿营,便派人进城去搞点布拉格火腿、面卷、奶油、奶酪、皮尔斯纳啤酒等食品和饮料。凯特尔见希特勒喝啤酒,这还是首次。

德国的最新侵略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应。英法两国群情愤激,为了对此作出反应,英法两国政府答应向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保证。与此同时,两国政府还主动与苏联进行政治和军事会谈。连希特勒自己的盟友也火冒三丈。当晚,齐亚诺在日记中辛辣地写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把在慕尼黑建立起来的国家毁灭了。

希特勒早已派菲力甫·冯·赫塞亲王携解释信前往罗马。他希望,墨索里尼能予以谅解,并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最近发生的事件。墨索里尼虽对齐亚诺抱怨“意大利人会笑话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就给我写一封信”,他仍决定,尤其是现在,与胜利者结盟是至关紧要的。“我们现在不能改变政策”,他说,“毕竟,我们不是政治娼妓。”但,与此同时,向这个年轻的伙伴臣服却又是个耻辱。齐亚诺从未见其岳父如此垂头丧气过。

对国内外的批评,希特勒似乎已忘得一干二净。到3月16日,他的洋洋自得似乎又是不无理由了。当时,他处身于波希米亚国王城堡,城堡四周的城垛上飘扬着“卍”字旗帜。

他站在城墙上,一方面视察被他最近征服的国家,一方面为占领了一座有如此众多纪念条顿人的历史古迹的古城而感到高兴。1621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徒起义的27名领导人,就在市政厅前被正法。在共和国广场,德皇威廉、俾斯麦和毛奇在普法战争期间曾在著名的“蓝色的星”旅店下榻。

布拉格的富丽堂皇的建筑,其中许多系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在他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顿文化影响的结果。只有日耳曼人才能建筑这样的城堡、桥梁和其他建筑物!一个副官打断了希特勒的遐想。副官通知他,英法两国均未动员。“我知道”,他说着,又作了个预言:“再过两星期便不会再有人谈论它了。”有报告说,亲纳粹的捷克人已走上布拉格街头,用彩色大字“JID”或“JUDE”,将犹太人的店铺标出。这才是更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报告!当日晚些时候,提索神父电告柏林说斯洛代克已独立,并请求德国保护。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便真正解体了。希特勒的军队毫不犹豫地开进了斯洛伐克。卢西尼亚省,也要求将它纳入他的轨道,但希特勒更感兴趣的是抚慰匈牙利人。他允许匈牙利部队涌过边境,占领卢西尼亚省——一直占领至波兰边境。在仅仅独立了20年后,捷克斯洛代克全境再次成了被奴役的国家。

英国虽未总动员,却怒不可遏。“我完全了解希特勒先生用不流血的办法取胜的口味”,哈利法克斯警告德国大使,“但用不了多久,他将发现自己面临的将不是不流血的东西!”

好些时候以来,他以及直言不讳的贾德干都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某些方面,但出于忠诚,他们还是支持了他。不过,采取某种立场的时刻已经到了。外相找到了张伯伦并作了明确表示,全国、全党和下院均一致要求,公开地、积极地谴责希特勒的侵略。

张伯伦注意了这种劝告。18日,汉德逊大使奉调暂时离柏林回国。当晚,即首相70岁生日的前夕,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一举改变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他警告说,人们若认为大不列颠(尽管它憎恨战争)“没有骨气去尽力抵抗这种挑战——一旦这种挑战被作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不能算是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但由于此话出自妥协的象征性人物之口,它便激起了听众的热情,因它的确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结束。

它也表明,希特勒首次大大失算。不错,希特勒用武力威胁的方法把捷克斯洛伐克拿到了手,但他未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捷克斯洛伐克也终会和平地纳入他的轨道的。而且,由于他撕毁了他的政府自由地参与的国际协议,他便完全扭转了英法两国的官方和公众的舆论。张伯伦及其追随者再也不会相信希特勒的话了。希特勒已违反了游戏的规则——且不是很值得去违反。

那末,元首为何会犯如此明显的一个大错呢?首先,他未料到他的行动会惹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在奥地利问题上,他借口恢复法律与秩序,这西方不是也接受了吗?在慕尼黑,他们不也对那似是而非的论点满意了吗?他认为,趁他体力尚好、德国的军力强于其敌手的机会,他必须占领德国所需要的领土,以保证条顿民族的未来。

当他跨进捷克斯洛伐克时,下一次将在哪里打和打谁,他心中是无数的。他只想到,在进一步采取(或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前,他必须拿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他并未犯什么大错,只是在公共关系上受点挫折罢了。他关心的是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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