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登堡总统对处决犯人一事泰然处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暴躁地对梅斯纳说:“我早跟你说过”,“几个月来,我一直让总理把罗姆这个不道德而危险的傢伙关起来。但,很不幸,他就是不听。看看现在流了多少血吧!”

次日,7月1日,天气冷热宜人。柏林人带着孩子在街头闲逛,似乎这是平常的一个星期天。对当局简短地宣布处决了五六个卖国贼,以及继续运送党卫军,等等,其意义有多大,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些赋有接近元首的特权的人们却知道,元首正在经历他暴风雨般的生涯中最惨痛的危机之一。当天下午,危机达到了高潮,他被迫批准处决罗姆。希特勒宣判的死刑甚至还打上了爱怜的记号。他指示塞奥多尔·埃克旅长,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

埃克带着希特勒的口头命令和两名手下人员,来到施塔德尔海姆。此时天色未晚。开始时,狱长不肯交出罗姆,因为没有手谕。在埃克高声怒喝下,狱长只好就范,令一名狱卒将3名党卫军带至新楼474号牢房。罗姆光着上身,热得浑身大汗淋漓,没精打彩地坐在铁床上。

“你把命丢了”,埃克说,“元首又给了你一个去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他把只装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往桌上一撂,便离开了牢房。埃克在过道上等待了15分钟光景,仍未听见枪声,便拔出手枪,与两名副手一起,冲回牢房。“参谋长,作好准备!”埃克喊道。他发现,他的助手的枪在发抖,便说“镇静,慢慢瞄准。”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小小的牢房里震荡。罗姆倒下去了。“我的元首!”他气喘吁吁地喊“我的元首!”

“你早该想到这点,现在太迟了!”埃克说。此时是下午6时。逻辑上应首先死去的人却在最后灭亡。罗姆一死,柏林地区——在里希特弗尔德兵营和哥伦比亚大楼(原是个监狱,后改作党卫军的行刑室)——之死亡名单上有名但仍未被处决者,也准备受死。

由于权势友人和外国人常常驾车缓缓在他家周围出没,巴本尚在人间。星期日那天,多德大使在门口留下一张名片,上边写着:“希望不久能拜候您。”多德觉得,巴本是个不正直的懦夫,但又不免喜欢他。他之所以留下名片,“是要对纳粹的暴行表示抗议。”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仍知之甚少,当天晚些时候戈林对屠杀一事所作的冗长的解释,也未达到真正的目的。“清洗将无情地继续下去”,在向全体公民保证全国平静、元首已完全控制局势后,戈林这样宣布。冲锋队内之无法无天的分子将会被消灭。“人民必须明白,我们认真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与任何一国发布的大多数公报一样,它是真理与捏造的大杂烩,给了公众一个去相信他们急于要相信的东西的机会: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是做了一件可恶的但又是必要的工作,其方法又是光明正大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公报发表后,紧接着又公布了冯·勃洛姆堡将军给国防军发布的命令,表示完全忠于元首。尽管对独立于“内围政治斗争”以外的说法诸多反对,它却生动地证明,军队已与阿道夫·希特勒血肉相连。

即使在勃洛姆堡向公众保证危机已过去,屠杀却一直延续至7月2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3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像别人那样,到水龙头下去洗洗脑袋。这样你会新鲜点儿,给人留下个好印象。”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里希特弗尔德处决。正在此时,一辆“麦塞蒂斯”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此是凌晨4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屠杀的约有100人,或200——准确的数字永无法得知。

星期一,天气炎热。这天在帝国全境内普通的德国人,都在暗自庆幸,那些野蛮的冲锋队终于被降服了。“谁也不爱罗姆及其暴发户军官”,记者德尔默回忆说,“即那些比凯撒时代的普鲁士卫队军官更傲慢、更目中无人、更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旧日的饭馆跑堂、旅店的大班和深山的樵夫。他们骑着崭新的、款式高雅的摩托车,在街头耀武扬威。德国的小人物对他们,连同他们的摩托车在内,既怕又恨。”铲除了这些流氓的希特勒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兴登堡却在深思。冯·施莱彻尔将军及其夫人被惨杀令他深为不安,也使他下令调查。官方说,他们是拒捕才被杀的。这,他怎么也无法接受。与此同时,他又无法发泄气愤怒,只得又在纳粹起草的发给希特勒的一封贺电上签字。该电云: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有这份支持证书在手,希特勒几乎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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