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曾经嘲笑过那些免费软件的倡导者,并给这些倡导者冠上一个资本家所能想出的最恶毒的绰号。他说,那些要求软件免费的人们是“当下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一股致力于摧毁垄断的邪恶势力——而正是对垄断的追求支撑起了美国梦。盖茨的言论有几点错误,其中一点就是,免费开源软件的爱好者更有可能是政治自由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的左倾分子。不过他的指责也并非全错:当一场席卷全球的浪潮将每个个体无时无刻地连接起来时,一种社会主义的改良技术版正在悄然兴起。

数字文化中的公有部分体现在更为深层和广泛的方面。维基百科仅是这一新兴集体主义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事实上,所有类型的维基都是集体主义的体现。维基是指通过协作而产生的文档集合,任何人都能方便地创建、增删或修改其中的文字内容。各式各样的维基引擎运行在不同的平台和操作系统上。沃德·坎宁安(Wardingham)在1994年首次发明了协作式的网页,如今他追踪记录着将近150个维基引擎,而每个引擎都支持着数量众多的网站。“知识共享”(Creativeons)这种利于共享的版权许可协议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它鼓励人们准许他人合法地使用和改进自己的图像、文本或音乐,而无需额外许可。换句话说,内容的共享和摘取是新的默认模式。

2015年采用知识共享的实例已达10亿之多。像Tor一样的文件共享网站比比皆是,凡是可以被复制的文件几乎都可以在这些网站上找到。这些网站使得我们向协作互助又迈进了一步,因为你可以利用一些已经被创造出的东西十分方便地开始你自己的创作。类似Digg、StumbleUpo、Pi以及Tumblr这样的社交评论网站使得数以亿计的普通人可以到专家和朋友资源库那里查找照片、图画、新事物和新创意。然后大家一起对这些材料分级、评判、共享、转发、注解,并将这些材料重组到自己的数据流或资源库里。这些网站就像协同过滤器,将当下最好的内容推荐给读者。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家新的创业公司骄傲地宣称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管理社区的方式。所有这些发展都预示着我们在稳步迈向一种网络世界所特有的、数字化的“社会主义”。

我们并不是在讨论祖父辈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事实上,这种新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场运动。它并非阶级斗争,也不是反美主义。恰恰相反,数字社会主义可能正是美国的最新创新。老套的社会主义是政权工具,而数字社会主义则是一种与政权无关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运行在文化和经济领域,而非政府层面——至少目前如此。

盖茨曾用以抹黑共享软件(如Linux和Apache)开创者的老套共产主义诞生于一个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时代。彼时,工业流程过于强调上层管理,地域边界被强行划分。这些自上个世纪之初就存在的制约条件催生了一种集体所有制,试图通过由少数拥有无上权威的专家所精心制定的5年规划来代替一个混乱且无效的自由市场经济。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类型的政府管理系统已经失败了。工业时代诞生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无法保持快速的适应力和持续的创新力,也不具备民主自由市场所能提供的自发动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政体已成明日黄花。新兴的数字社会主义不同于老式的社会主义,它借助网络通信技术运行在没有边界的互联网上,催生了贯穿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无形服务。它旨在提升个人的自主性,反对中央集权。它是去中心化的极致表现。

我们聚集在集体空间而非集体农场里;我们通过桌面工厂而非国有工厂与虚拟的合作社相连接;我们共享脚本和应用程序接口而非锄头与铁铲。我们没有高高在上的政治局,但却有未曾谋面的社群领袖,对于社区管理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事情做成。我们没有举国体制,但却有大众协同机制。我们不实行免费的政府配给和补贴,但却提供免费的商品和服务。

我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这个词会使很多读者感到不适。它背负着巨大的文化包袱,与之类似的词语也有着同样的处境,譬如“公有的”、“公有制的”和“集体的”。而我之所以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因为从技术角度看,它最能恰如其分地指代那些依靠社交互动来发挥其作用的技术。“社会化媒体”(即社交媒体)之所以被称为“社会化的”也是基于同样原因:它是一种社会化活动。宽泛地说,社会化活动是网站和移动应用在处理来自于庞大的消费者(或称为参与者/用户/受众)网络的输入时所产生的。当然,将形形色色的组织都置于这样一个带有煽动性的头衔下还是存在很大风险的。但在共享这一领域里没有什么未被污染的词汇可供使用,所以我们不妨重新定义这组最为直接的词汇:社会的、社会化活动、社会化媒体、社会主义。当众多拥有生产工具的人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共享他们的产品,不计较劳务报酬,乐于让他人免费享用其成果时,新社会主义的叫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两类社会主义的相同之处就是共享这个动词。事实上,一些未来学家已经将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的体现命名为共享经济(SharingEy),因为在这一层面最基本的通行规则就是共享。

20世纪90年代末期,活动家、布道者、老牌的嬉皮士约翰·佩里·巴洛(JohnPerryBarlow)曾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将这一潜在趋势称为“网络共产主义”(dot-unism)。他将网络共产主义定义为“由具有完全自由意志的个体所组成的劳动力”,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易经济体;在那里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政治体制由技术架构来决定。他关于虚拟货币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推特和脸谱网上发布的内容都是由无需支付报酬的参与者创建的,也就是像你一样的观众。巴洛关于所有权消亡的观点也是正确的,正如前面章节已经说明过的,我们可以看到flix和Spotify这样的共享式经济服务正在让用户摆脱占有物品的观念。但是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指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有其不恰当的一面:它并非一种强调意识形态的“主义”,也不会要求人们对其具备坚定的信念。它更像是一种态度、一类技术、一些工具,可以推进协作、共享、聚合、协调、灵活机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新兴的社会合作形式。它是前沿,也是创新的沃土。

媒体理论家克莱·舍基(ClayShirky)在其2008年出版的《未来是湿的》(HereesEverybody)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划分新兴社会组织形式的架构。随着人们协同程度的增加,群体从只需最低程度协同的共享起步,而后进步到合作,再然后是协作,最终则达到集体主义。每一步发展都需要进一步的协同。只要纵览一下我们的在线领土就会发现大量的相关证据。

在线公众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共享意愿。在脸谱网、Flickr、Instagram以及其他类似网站上贴出的个人照片数量每天都有18亿之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用数码相机拍的绝大多数照片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分享。在网络上分享的还有状态更新、位置标注、不成熟的想法。还有就是YouTube上提供的数十亿个视频,同人小说网站上贴出的数百万篇粉丝创作的故事。分享组织的名单几乎是无法穷尽的:比如专门分享评论的Yelp,专门共享地理位置的FourSquare,专门分享图片剪贴的Pi。分享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分享是数字社会主义中最温和的表现形式,但这样一个动词却是所有高级水平的群体活动的基础。它也是整个网络世界的基本构成成分。

当个体们为实现一个更大目标而共同工作时,群体层面的结果就会涌现出来。Flickr和Tumblr上的爱好者们不仅仅是在共享数十亿张照片,他们还要对照片进行分类、贴标签、加关键词。社区中的其他人则会遴选照片做成合辑和剪贴板。“知识共享”许可的流行也就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说你的照片就是我的照片。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他人上传的照片,就像是公社的成员可以使用公社所有的手推车一样。我不用再拍一张埃菲尔铁塔的照片,因为网络“公社”可以提供一张比我自己拍得更好的。这也意味着,当我要做展示、报告、海报、网站时,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工作。

数以千计的聚合网站都会采用类似的社交模式以实现三重收益。首先,面向社交的技术可以帮助用户根据自身需要来为他们所找到的东西分门别类、评价和收藏。社区成员可以更方便地管理自己的收藏。例如,Pi里有着丰富的标签和分类(按钉功能),使得用户可以很快地创建任一类别的剪贴相册,并且超级方便地查找或添加图片。其次,这些标注、按钉、书签也可以使其他用户获益,帮助他们更方便地找到相似的材料。如果一个图片在Pi上获得越多的按钉,或是在脸谱网上获得越多的点赞,或是在推特上获得越多的话题标签,那么它对别人的帮助就越大。第三,集体行为可以创造一种只有当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时才会有的附加价值。比如,当大量由不同游客在不同时间从不同角度为埃菲尔铁塔拍摄的照片汇聚在一起时,并且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标注,那么就可以将这些照片(借助软件,比如微软的Photosynth)整合出令人惊叹的3D全景渲染结构图,而这要远比每个个体的拍摄更为复杂,也更有价值。有意思的是,这一方式已经超出了社会主义者许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为它做到了“增益付出,超需回报”。

社区共享可以释放出惊人的力量。类似Reddit和推特这样的网站允许用户投票或者转发最重要的信息(新闻、网址链接、评论),它们对公众话题的引导堪比甚或超出报纸和电视。有志于此的内容贡献者会继续贡献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工具有着更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社区的集体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贡献者个人力量之和。这就是社会化机构的全部要义所在——整体优于部分之和。传统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在,数字共享则超脱了政府,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

有组织的协作所能取得的成果要超出临时的合作。只需看看那几百个开源软件项目中的任何一个——比如构成大多数网络服务器和智能手机底层架构的Linux操作系统,你就能有所了解。精细调校的公用工具可以让成千上万个成员协同工作,从而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相比之前提到的临时合作,针对庞大复杂的项目所展开的协作通常只会给参与者带来间接收益,因为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只会与最终产品的一小部分打交道。一位热心参与者可能要花几个月来为项目的子程序写代码,而项目的全面应用则是几年之后。事实上,以自由市场观点看,这种劳动报酬比是十分不正常的,即工作者做了巨量的、有很高市场价值的工作,却不获得任何报酬。这种协作方式是资本主义所不能理解的。

除去经济学上尚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外,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免费地享用这些协作成果。今天全球近半数网站所在的服务器(有3500万台之多)都在使用免费的、由社区开发和维护的、开源的Apache软件。一个名为3DWarehouse的免费素材库可提供数百万个复杂的3D模型,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小到靴子,大到桥梁——都能在这里找到。这些模型的创建者和提供者都是非常专业的热心人士。由社区设计、学生和爱好者制造的开源硬件Arduino已将近一百万台,类似方式生产的迷你电脑RaspberryPi则已接近六百万台。人们被鼓励自由和免费地复制这些产品的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产品。尽管没有金钱回报,但创造这些产品的大众生产者获得了信誉、地位、声望、享受、满足和体验。

当然,这种协作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这些新的在线协作工具为公有生产形式提供了支持,使得人们可以摆脱对资本主义投资者的依赖,将成果的所有权保留在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手中。

大多数西方人,包括我自己,都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个人权力的扩张必然会削弱国家权力,反之亦然。然而现实中大多数政治组织会将一些资源社会化,将另一些资源个体化。大多数走自由市场道路的国家经济体已经将教育和治安进行了社会化,而即便是当今最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允许一些私人财产的存在。这两者的混合比例在世界各地都有所不同。

与其将技术社会主义视为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中央集权这一对零和博弈的某种妥协,不如将技术共享视为一个新的、能同时提升个人和群体价值的政治操作系统。共享技术其未曾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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