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的情景

六月一个炎热的早晨，我和父亲一起来到福冈的兵营门口。兵营设在城里。送行的人被拦在护城河旁，入伍者沿着狭窄的道路走进去。我身穿皱皱巴巴的人造纤维国民服，背着粗糙的公用袋。左侧是从前的黑色城门，我头也不回地刚要转过石垣，父亲在背后大声地叫了我一声。我同过头去，只见离远了的父亲举着一只手。我只是点了点头，便穿过黑色的门。在那里，我们互相谁也看不见谁了。父亲的声音，象是从喉咙里绞出来的。

我想象得出，父亲回家后向母亲叙说的情形。父亲是不爱发牢骚的人，但经常流泪。要是说起什么激动的事情，一边说着，一边鼻子就堵塞起来，声音也变了。小时候，我在父亲的话中不知听过多少次这种哭声。而母亲呢，即使是别人的事，也会觉得可怜，从袖口里拉出衬衣，擦着眼泪，说着“真是的”、“怪可怜的”。

我一边在酷热的兵营广场上列队，一边想着坐在昏暗房间的榻榻米上流泪的双亲。父亲鼻子里流着稀鼻涕，抽着烟叶子。母亲把手巾放在脸上，埋着头。与衰老的父母相比，我那抱着孩子的妻子的身影却是淡薄的。

我的征集令是作新几内亚的补充兵。入伍后一个小时，我就明白了。从哪里得知的呢？士兵们对自己的命运敏感而正确。三个月前征集训练时，曾一起在久留米的有个叫前田的和一个叫中田的秃顶的人，加上我，三个人都是三十三四岁。在久留米，年轻人有好几百，而这次征集只有我们三人，真是莫名其妙，何况还是大动员。中田是玻璃店的工匠，前田是煤矿镇上卖菜的。看来都没怎么参加在乡军人会的军训。

一知道去新几内亚，新兵们就陷入了绝望。谁都了解在南方占领地的激战和日军的败绩。报纸不做明确报道，更说明其真实性。老兵们说：“这下大概完了。”越是戴着军事长、上等兵领章的老征集兵，脸色越是苍白。

在福冈的兵营住了五天，因为是临时借住，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象个礼堂的地方。又没有秩序，象一伙在乡军人那样，用“地方话”交谈，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什么训练。我们有时在大濠公园跑跑步，有时为祈祷武运长久，去参拜本地方保护神。在征集训练中受歧视的我，情况不同了。但我也只是体验到一点轻松，浓郁的战争气氛，使我产生了死的预感。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雨哗哗地下着。我们从兵营到博多港的码头，通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当走到过电车的街道时，开早市的商店里面的人吃了一惊，目送着我们的队伍。士兵们一言不发。倾盆大雨中，出现了女人的影子，她们死命地追着队伍，寻找着她们的丈夫。黑暗中她们认不出来。女人们立即被警戒的宪兵阻止住了。她们为了不落后于行进的队伍，不断地小跑着。人数也越来越多。本来是禁止部队与家属会面的，可拂晓之前开拔的机密还是被泄露出去了。

我们乘上了去釜山的渡船。去新几内亚，要先去汉城，在那里与东京、大阪来的征集兵汇合，编成兵团。从船舱圆窗户望出去，九州的山渐渐消失了，只有一片汪洋大海，一艘驱逐舰横穿而过。在海上，我明白了我已经被绝望的命运抓住了。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报社，都飞到了与我无缘的地方。

在釜山，我初次看到了朝鲜的景色。我们在摇晃着的火车里坐了许久，在汉城前一个叫龙山的车站下了车。这里也在下着雨。我们从灰暗的街上，踏着满街红土的泥泞走过，来到练兵场。每个士兵下巴上都垂着水珠。从福冈运送我们来的下士官们走了，收领我们的新上司把我们带到兵营。我所在的是龙山二二部队。

开始，我进入正规的内务班，原来杂乱地混在一起的兵士们，也是在这里重新恢复了等级差别。我挨了打，打我的是曾经在一起用方言淡话的一等兵。

我们抵达这个兵营的时候，预定先出发去新几内亚的所需人员已经每天在训练。他们尽是进行运输船被击沉后，如何跳海的练习。爬到象滑梯一样高的高台上，往沙地里跳。我对游泳没有多少自信心，单单看一下这种训练，就意识到了死。

在这伙人中，有个卫生军事长，他在久留米的征集训练时，对我们很不好。前田跑来告诉我，又带我去礼堂，原来那个叫田中的军事长已经当了伍长，在久留米时，他精力充沛，一个人制裁我们大家，但这次见面一看，他盘腿坐着，一副垂头受气的样子。“这次算完了。你们也作好准备，跟着来吧。”田中伍长稍微笑了笑，象是为增加了一起去死的伙伴而庆幸。“那个军事长也变了。”善良的前田回来时小声嘀咕着。那个补充兵团，我们也搞不清楚儿时从那里开走了。伍长还真说对了，听说船还没到新几内亚就被击沉了。我不认为田中伍长会死里逃生。

我漫无目的地在这所兵营的周围散步。栅栏很低，再向前一点，有一条路，身穿白衣服的朝鲜人慢悠悠地走在路上。栅栏与道路之间是一条五尺左右宽的沟。那条沟并不太深，连我好象都能够跳过去。一连几天我目测了那条沟。因为附近没有住家，到了晚上，路上便没有行人。根据栏杆的位置判断，从步哨所到这里也很远。

我并不是出于明确的意识对那些地方进行实地调查的。只是想弄清楚其可能性，也就有了些盼头。假如再增加一点什么条件，或许我就会成为逃兵。但是，以后我即使看到可以越过的栅栏和沟，也没有了兴趣。朝鲜海峡的存在，留在国内的家属的生活保障，所有这些使我死了心。

到我进入报社时为止，为了求得安定的生活，我尽了自己应尽的努力。我之所以放弃了有利的收入，当了职员，也是因为我已预感到战争肯定会把我拉去当兵。不过，即使没有战争，我也肯定会成为报社的职员。尽管干零活当月有收入，但还是对毫无保障的生活感到担心。家属多，已经成为我的“癔病”，使我失去了勇气。现在到了部队，报社总能给我家属工资，这虽然是最低的生活费，倒使我放心了。丧失这个保障是不能允许的。

整整两年的部队生活，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家属疏散到妻子的乡下老家。据父亲来信说，他们每天干农活。我不会不知道，靠帮老百姓做农活，来填补报社汇款的不足，这种生活是多么艰难！

幸运的是，去新几内亚停止进行。运兵的船只已经没有了。

汉城的兵营中，常常来一些从东京来的征集兵。还有作为干部候补生的学生兵。一天晚上，他们在内务班的毛毯上，与伙伴们谈起；“横光利一正在默默地撰写《旅愁》呢！”

我几乎不能看小说之类的读物，也不想去看。《旅愁》是什么样的作品，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兵的一句话，使我在灰色的兵营中感受到一点红颜色。

在兵营中，如果想看小说，也不是不能看。当然，能从外面带进来的东西中，没有这类杂志。但是，由于我是卫生兵，可以领到公用证，单独外出。我可以到连队事务所，对军曹说；“连队所备药品缺乏，要去市内药品批发店买些紧急治疗的药品。”

东京的学生兵中，有一个是神田药品批发店的少爷，他告诉我，由于买卖关系，他认识汉城的一家批发店，如果购买药品遇到困难，可以去那里，只要说出他的名字，会给提供些方便的。他这样说，大概是出于新兵对老兵的阿谀奉承。我并没有对他如何另眼看待，同他的关系也并不怎么密切。

现在想来，当时常常因为办这些事情，发给我公用臂章。有关系的那家批发店位于繁华街道。我一说出那个学生兵的名字，他们就在大瓶子里灌满黑黑的碘酒，也不收钱，本来连队也不会给一分钱药费的。

战局紧张起来，部队禁止星期日一切出外活动。只有下士官有被许可外出的特权，其他人都以在营房休息为名被看管起来，去拿药的路上，我常去旧书店看看。要买小说，也不是不能买旧书，但看了这类书会非常怀念社会。因此，虽然店里架子里摆着这类书，也没有动手去拿。

我戴着公用臂章，因此在市内任何地方走动都是自由的。与日本人的街道相比，我更多的是徘徊在朝鲜人居住的区域。钟路附近的小巷，使我感到了异国情趣。然而，如果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路上转悠，很可能要受到宪兵的盘问。

连队里卫生兵的勤务，不知道隶属于连队，还是从属于联队的医务室。这一点很象是两栖动物。起床后接受点名，吃过饭去医务室。在那里又要接受医务室的点名。然后开始工作，医务室分药品、诊断、供给各股。我在诊断室，在诊查军医旁边写诊断簿，写上转到药品室去取的药品名字。

这个工作很轻松。诊断从早晨九点开始，差不多一上午就结束了，然后整理一下诊断簿就行了。但当我不愿回连队时，就随便找个理由，一直到点名前才回内务班去。

朝鲜的秋天很美。医务室位于高处，周围有挺拔的白杨树，枝叶繁茂时很美，只剩下光秃秃枝杈时也很美。一到秋天，喜鹊就在这里造窝。喜鹊在朝鲜叫朝鲜鸦，在日本的佐贺平原也很多。

到了冬天，大川小河都冻成雪白雪白的。洗澡间里，从脱衣场的房顶上掉下来的水滴，在木板之间冻成冰块。没有燃料，装在房间角落的巨大的俄罗斯式壁炉，只在底部稍稍冒点烟。人们把背靠上去，才可以断定那是取暖设备。

从汉城药专来的学生兵成了见习军医士官，他有二十二三岁，瘦长脸，是个很漂亮的美男子。我常从他那儿拿了信，再领取公用证，去总督府旁边的附属医院。收信人是药房的一个女子。我这个三十五岁的人，竞成了这个青年传递情书的听差。

那女子有二十三四岁，是个很动人的圆脸姑娘。为了门诊患者，医院办了一个小店，也卖些孩子们的玩具。那时我的二儿子已经三岁，我曾求她给我家属的疏散地点寄过玩具。

我去药专的附属医院时，路过总督府的博物馆，我虽有公用证，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博物馆。博物馆进口处是壮丽的朝鲜宫殿的楼门。我一边看着那朱红的大门，一边枉然地往返于门前。不久，那个见习士官到南方去了，他的生死未卜，而我的临时外出也减少了。

外出的时候，我曾去过报社的支局两三次。支局里接连不断地送入伍者，人手不足，大概也就是三四个人营业吧。在这期间，从东京来的两个人曾向我讲起报社内部的情况。在沉闷的军队里，我第一次呼吸到了工作单位的空气。但是，究竟什么时候我能恢复过去的身份呢？每次回到兵营，我都非常沮丧。

连队的出入口处有个阅报栏，那里贴着迟到了一天的《汉城日报》。当然登的都是些战争消息，南方战局的报道中增加了“退却”二字。报纸的角落里登有宇垣大将飞往上海的简讯。简短的消息只有一栏，标题用的却是与之不符合的大字标题。

这条消息只是说宇垣大将去了上海，但标题的黑字体却说明了编辑的意图，即作为政治家、策略家的字垣一成去上海，意味着什么呢？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一番想象，认为他是去做停战工作的，心中暗自高兴。

不久，东条英机内阁宣布辞职。后任是小矶国昭大将。我相信宇垣的停战工作成功了。但小矶谈话时却宣布：“圣战将永远继续”，使我很沮丧。我不露声色地注意连队事务室的动向、反应，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变化。

在朝鲜，我一次都没有碰到过空袭。到了春天，蓝色的天空中有时也出现敌机飞过的云烟，但只是高射炮白白地响一阵而已。并没有发出空袭警报。这期间，从东京和大阪进来的尽是年纪很大的士兵，被收容在另外一所兵营。从他们的嘴中，我才第一次了解到东京和大阪已是一片废墟。那些兵士们脸色阴沉，一声不响地蹲在兵营里。

一年后，我离开了汉城的兵营，参加朝鲜西海岸的防卫，被编入新的兵团。分在师团的军医部，由曾是阪大教授的大尉领导。

新兵团驻在南朝鲜的全罗北道的井邑一带，防卫范围是北起群山，南至木浦、沛州岛一带。从久留米来的战友、玻璃店的中田去了济州岛，前田赴海岸附近构筑阵地，我们分手了。

军医部的组成情况为：部长是个少佐，下面有大尉一人，有一个在大阪心斋桥开过一爿大药房的老药剂中尉，然后有准尉一人，牙科军医一人，伍长两人，士兵只有上等兵的我和一名一等兵，我始终做些烧饭、洗餐具、洗涤等杂活。

我们的驻地是接收下来的地方农业学校。大尉以上的干部可在外边住，中尉以下的都分别住在学生宿舍里。宿舍是栋细长的房子，因为是火炕，床上贴了油纸。但是，好好的火炕因为没有燃料，冰冷刺骨，一点也不起作用。

军医部长是现役军人，显得很神气。他是一个胖子，老是睡眼艨胧的。部长室与所谓事务室之间，只在房子里立了个屏风隔开。部长少佐从宿舍骑马来，晚上回去。他大多是去师长室，回来一露面，就大声

训斥部下的军医们。他训斥得合情合理，所以我认为他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说起自己来，他总是操着一口方言：“我呀，我呀……”

那时，我什么也不去想，除了做饭、听差、洗涤、扫除以外，没有其它工作。在这种动物式的生活中，头脑越来越迟钝。

前面，我曾写到逛过汉城的旧书店。我在那儿买了旧的初中三年级左右的英语教科书，藏在军装下面带回内务班。在医务室院子里没人的地方，我悄悄地打开书。这并不是因为我好学，而是觉得如果连这些也不看，我简直无法活下去。读小说一类，会使我对自由社会陷入绝望的向往，反而会变得暗淡无光，于是对那些书都闭眼不看。如果是英语书，就不会产生那种现实感。如同身居单人牢房的人，产生了一种渴望学习语言的心理。

然而，如果被人发现是在偷偷翻这种“敌国语言”的书，可就不知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了。这本教科书中有些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一个朝鲜的士兵教会了我。这个学生兵，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有人说他在搞反战运动和独立运动，他和其他几个朝鲜志愿兵一起被宪兵队绑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