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天旋地转。就好像掉进了某个空间,飘浮着,悬挂着,看着自己,看着整个事件展开,但是自己却身在其外,因为一切都不真实。我的耳边一阵鸣响,是一种奇怪细小的声音。

我没想到他会承认。我用这些话,用最坏的情形指责他,本想他会承认一些比较轻的问题。“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人,”他也许会说,“但是我发誓,薇薇,我没有为他们工作。”

或是彻底地愤怒:“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根本没想到他会直接承认。

二十二年。我抓住这个数字不放,因为它是有形的,实在的。三十七减去二十二。当时他也才十五岁,在西雅图上高中。

这根本讲不通。

十五岁的时候他还在校际联赛里打棒球,在学校乐队里吹小号,课余时间给邻居修草坪赚零花钱。

我想不明白。

二十二年。

我用指尖揉着太阳穴。脑里一直嗡嗡作响。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它是某种意识。这太可怕,以至于我的头脑无法消化,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一旦承认,我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

二十二年。

我的算法本应引导我找到在美国管理潜伏间谍的俄罗斯特工。

二十二年。

这时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内部报告中有一段。一个了解这个项目的对外情报局特工说的。他们会招募十五岁的孩子。

我闭上双眼,更用力地按压着太阳穴。

马特并不是自己嘴里说的那个人。

我的丈夫是潜伏得很深的俄罗斯特工。

上天注定的姻缘。我总这样想我们的相遇,就好像只能出现在电影里的桥段。

一个七月的星期一早晨,我搬到华盛顿。清晨我从夏洛茨维尔开车启程,把所有的家当都塞进了本田雅阁车子里。我打着双闪把车并排停到别人的车旁,眼前是一座砖砌的旧楼,逃生梯摇摇晃晃,国家动物园就在附近,甚至可以闻到那里的味道。这就是我的新公寓。我已经开车搬了三趟东西,彼时正抱着一个大纸箱穿过人行道,突然撞到了什么。

马特。他穿着牛仔裤,浅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处,我这一撞让他洒了一身咖啡。

“噢,我的天啊。”我说着,匆忙把箱子放到人行道上。他一手拿着湿淋淋的咖啡杯,塑料的杯盖落在他的脚旁。他甩着另一只手,液滴在空中乱飞。他表情狰狞,似乎有些痛苦,衬衫的正面印了几大片棕色的污渍。“真是太抱歉了。”

我站在那里,很无助,双手伸向他,好像能有什么作用似的。

他又甩了几下手臂,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他微笑着,使人完全放下了戒心,当时我的心真的融化了。那整齐无瑕的白色牙齿,深邃的棕色眼睛好似在闪光。“别放在心上。”

“我给你拿几张纸巾。就在这个箱子的某处……”

“没事。”

“或者一件新衬衫?我这里或许有你穿得下的T恤衫……”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衬衫,静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什么。“没事,真的。不过还是谢谢了。”他又冲我笑了笑,就走开了。我站在人行道中间,看着他离开,等着看他是否会转身改变主意,整个过程里我都极度失落,强烈渴望再和他多聊一会儿。

后来我说,那就是一见钟情。

那天早上余下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惦记着他。那双眼睛,那抹微笑。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把东西都安全地搬进了公寓,便打算在周边走走,却又碰见了他。他在一家小书店门口的摊位上看书。同一个人,新衬衫——这次是一件白色的。他完全沉浸在那些书中。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情绪——兴奋和激动,夹杂着一种难言的慰藉感。我又有了一次机会,于是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站到他身旁。

“嘿。”我微笑着对他说。

他抬头看着我,最开始一脸茫然,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他也朝我笑了笑,露出那完美无瑕的洁白牙齿。“嗯,你好。”

“这次没搬箱子。”我说道,又感到一丝难堪。就只能想出这样一句话茬儿?

他依旧保持着微笑。我清了清嗓子,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我向着旁边咖啡店的方向点了点头。“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我想我应该欠你一杯。”

他看了看咖啡店的遮阳棚,转而又看了看我。脸上有些戒备的神色。“噢,天啊,他有女朋友。”我心想。“我真不该问。多尴尬啊。”

“或者一件衬衫?我应该也欠你一件。”我微笑着,语气尽量轻松愉悦。好想法,薇薇。你给了他台阶下。正好可以一笑置之,不接受邀请。

令我惊讶的是,他抬起头又说了一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也给了我希望。他说:“喝杯咖啡不错。”

我们坐到咖啡店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到暮色降临。我们聊得很尽兴,没有一刻冷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独生子,都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但并不信教,身处政治中心却都不关心政治,我们都独自穷游过欧洲,母亲都是老师,小时候都养过金毛犬。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多得有些诡异。好像命运安排我们相见。他风趣又迷人,聪明又礼貌——而且超级帅。

我们的咖啡早就喝光了,咖啡馆的店员已经开始擦我们周围的桌子。这时他抬头看着我,明显有些紧张,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吃晚饭。

我们去了街角的一家意大利馆子,点了大份私房意面和一瓶红酒。到最后虽然已经吃饱,但还是点了一份甜点,想借此多待一会儿。我们一直都说个不停。

我们一直聊到饭馆打烊,之后他陪我走回了家,拉住了我的手,我从未感到如此温暖,如此轻松,如此幸福。在我公寓外的人行道上,就在我撞到他的那个地方,他吻了我,向我说晚安。那天晚上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遇到了要嫁的男人。

“薇薇。”

我眨了眨眼,记忆就这样溜走。我听到家庭娱乐房中怪兽卡车节目的主题曲,咿呀学语的声音,玩具碰撞的声音和塑料之间的碰撞声。

“薇薇,看着我。”

这时我看到了恐惧。他不再是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他皱起了眉头,他慌张的时候额头就会堆起皱纹,此时那皱纹比以前都要深。

他向前靠过来,越过饭桌,一只手放到我手上。我躲开他,双手紧紧抓住大腿。他看起来非常害怕。“我爱你。”

此刻我不敢看他,因无法承受他眼中的深情。我低头看着饭桌,那里有一个红色的印记,只一点点。我盯着那个红点看,它已经渗进木头里,这是很久之前做某个艺术项目时留下的疤痕。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它?

“这并不会改变我对你的感情。我向上天发誓,薇薇。你和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孩子。天啊,还有孩子。我该怎么跟他们讲?我抬起头,看向家庭娱乐房,虽然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他们。我听到双胞胎玩耍的声音。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很安静,一定是在专心看节目。

“你是谁?”我低声问道,如同耳语。我本不想低声耳语,但不知怎的地就这样说出了话,就好像声带不听使唤。

“是我,薇薇。我发誓,这就是你了解的那个我。”

“你是谁?”我又问了一遍,这次嗓音有些破裂。

他看着我,瞪大了眼睛,眉头紧皱。我盯着他,试图读懂他的眼神,但不能确定能否读得懂。不,我有读懂过吗?

“我出生在苏联的伏尔加格勒,”他轻声说。他的神色平静,“我叫亚历山大·连科夫。”

亚历山大·连科夫。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个梦,是电影,是小说,而不是我的生活。我又盯着饭桌,桌上有一小簇凹痕,是孩子用叉子敲出来的。

“我的父母是米哈伊尔和纳塔利娅。”

米哈伊尔和纳塔利娅。不是加里和巴布。我的公公婆婆,我孩子叫爷爷奶奶的人。我盯着饭桌上的凹痕,它们像一个个小小的火山口。

“我十三岁时,他们车祸丧生。我没有其他亲人,被安置在国有福利院里,几个月后我搬到莫斯科。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安排到对外情报局的一个项目里了。”

我想到马特还是个恐慌的男孩的样子,内心涌起一股同情。但很快这股同情就被强烈的背叛感所压制。我的手抓得更紧了。

“那是一个全封闭式的英语语言学习项目。十五岁时我被正式招募,从此有了新身份。”

“成了马特·米勒。”我又像是在耳语。

他点了点头,身体又靠向前来,满目情深。“我别无选择,薇薇。”

我低头看了看左手上的戒指,回想起两人最初的对话,以为彼此有那么多的共同点。这看起来多么真实,但却都是编造的。他编造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童年。

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谎言。我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我的身份是假的,但其他一切都是真的,”他好像能读懂我的心思,“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发誓。”

左手的那枚戒指上,钻石反射出一缕光。我看着切面,一个一个地看过。我隐约听到家庭娱乐房里传出一些声音。新的声音,比之前的声音要大。卢克和埃拉在争吵。我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抬起头,看到马特正盯着我,但头微微侧着,我知道他在听孩子们在吵什么。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他喊了一声,但目光还是没有离开我。

我们看着对方,都听着孩子的声音。争吵越来越激烈,马特离开桌前,走进屋里去调解。我断断续续听到几句对话,两个孩子都向马特说自己的理,马特劝他们和解。我的头有些晕,或许是因为喝了红酒。

马特抱着凯莱布回到饭桌前,坐下来。凯莱布朝我咧着嘴笑,可爱的小拳头塞在嘴里,沾满了口水。我根本笑不出来,只能转头看着马特。

“真正的马特·米勒在哪儿?”我问。我想到压在防火保险柜底层的出生证明,还有社保卡和护照。

“我不知道。”

“那巴布和加里呢?”我问。我想着他们的模样,那个沉稳的家庭主妇,她色彩柔和的上衣总能使我想起我奶奶以前的装束。那个男人,啤酒肚鼓鼓的,撑开了腰带,衬衫总是塞进裤子里,袜子总是白色的。

“也和我一样。”他说。

蔡斯哭了起来,这扰人分神的事情在此刻却如救命稻草。我从饭桌前站起身,走进家庭娱乐房。他在卢克和埃拉的沙发旁,趴在地上,我能看到沙发底下有个蓝色球的轮廓。我伸手拿起球,又抱起蔡斯,把他放在我的大腿上。他现在安静了一些,只轻声呜咽着,一手紧紧地抓着那只球。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怎么这么容易上当?特别是巴布和加里那样的。他们一看就是敌营的人。我直到婚礼才见到了他们。我们去过西雅图一次,他们也没有见我们。当然他们有理由。当时看起来合情合理,但现在回想起来根本站不住脚。巴布不敢坐飞机,我们的假期不够,我们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谁愿意抱着大哭的孩子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呢?

我曾因为这件事感到很内疚。因为我们经常看望我的父母,但却几乎没有看望过他的父母。我甚至还因此道过歉。“生活无奈,习惯就好。”他笑着说。他当时的笑容确实有些失落,但这件事似乎并没有令他感到烦恼。我提议过视频聊天,但是他们不喜欢用高科技的东西,就喜欢隔几个周用电话聊聊。马特似乎也不是很在意。

我从不强求。我不强求是因为我暗自欢喜吗?欢喜我们不用轮流在两家过圣诞节,不用因全家人定期飞越美国前去探亲而花光积蓄。也不用和专横的公公婆婆打交道。甚至高兴马特不用分散感情,而全身心地关爱孩子和我。

我走回厨房,坐到饭桌前,蔡斯坐在我的腿上。“我们婚礼上的那些人都是哪里来的?”婚礼上至少有几十个亲戚。叔舅姑姨,堂表兄弟姐妹。

“一样的。”

不可能。我摇了摇头,好像这样就能将这些糟乱的事情捋出头绪。能够讲得通道理。我见过超过二十五个潜伏间谍。俄罗斯人到底安插了多少间谍?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双面间谍德米特雷。突然之间我脑中全是他。他说在美国有数十个潜伏间谍组。他跟我们讲了很多不合情理的事,让我们相信他就是双面间谍。他说潜伏间谍的身份一直由间谍管理者独自掌管,但我们了解这些信息是以电子形式储存的。他说解密密码并非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那个。还有那离谱的言论。他说潜伏间谍已经渗透到政府里,并逐步爬到了高层。他说在美国隐藏着数十个潜伏间谍组,而我们认为只有几个。

这条信息并不是太离谱,对吧?此时,我又猛然想到另一件事。

“你是间谍。”我轻声说。我过分纠结于那个谎言,纠结于他并非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一层事实。

“我也不想。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来自西雅图的马特·米勒,摆脱他们的控制。”

我的胸口如中重拳,几乎喘不上气。

“但是我已经被困住了。”他看起来很真诚,值得同情。他当然是困于其中。他也不可能说退出就退出。他们在他身上投入了太多。

蔡斯在我的腿上扭动,想从我身上挣脱。我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四肢并用往远处爬去,留下一串欢快的叫声。

“你欺骗了我。”

“我别无选择。别人不懂,你也应该理解——”

“你敢。”我说道,因为我知道他准备说什么。

我回想起很久以前我们在一起的画面,咖啡馆角落的一张小桌上,超大号的咖啡杯摆在我们面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问。

“我刚研究生毕业。”我说,希望这样就能敷衍过去,但心里清楚只说这些还不够。

“接下来没有工作打算?”

我点了点头,呷了一口咖啡,并不回答。

“做什么呢?”他紧跟着问。

我低头看着马克杯,从杯里飘出一些蒸汽。“咨询。一家小公司。”我说,谎言的味道有些苦涩。但他就是个陌生人,我不可能告诉陌生人自己为中情局工作。“你呢?”我问。谢天谢地话题转移到软件工程上去了。

“根本不是一回事。”此时的我说,“你有十年的时间。十年。”

“我知道。”他似在悔悟。

这时凯莱布也扭动了起来。一边扭动着一边朝我笑,他肯定在好奇为什么我没有对他笑。他向我伸出胳膊,马特抱起他,从桌子上递过来,送到我伸出的双臂里。他坐到我的腿上,安安静静。

“你也做类似的事情吗?假装别人的亲戚。”我问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有那么多疑团,为什么我会想知道这一件。

他摇了摇头。“他们不想让我冒这样的险。”

他们当然不会。他的价值更高,不是吗?因为他娶了我。而我在中情局工作。

天啊,俄罗斯人真在他身上押了很重的筹码。他们一定很兴奋。多么幸运啊,一个潜伏间谍娶了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员。

想到这里,一阵寒意如电流般穿过我的身体。

我又回想起相遇几周之后我们俩坐在我的公寓里。我们面对面坐在开间一角的折叠桌前,桌上的一次性纸餐盘里放着比萨。“我没有完全对你讲实话。”我说着,揉搓着双手,忧心自己承认说谎之后他的反应,但又为可以消除误会感到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对这个男人撒谎了。“我在中情局工作。”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表情,最开始毫无变化,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随后他的眼中有亮光闪烁,我当时还以为是这个信息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但并不是这样,对吧?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的胸口有些闷。闭上眼睛,看到自己坐在研究生学校的礼堂里,中情局招聘人员正在做展示。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这一行,并以此改变世界,服务国家,为家庭带来荣光。时间飞速推进,我通过了申请流程、背景调查和一整套的评估。直到一年之后,我都已经要放弃时,我收到一封信,一封普通的政府答复函。普通的白纸,没有信头。只有入职日期、薪水和须知,还有我被安排的部门:反情报中心。

那是我搬去华盛顿前的两周。我遇见了马特。

此时我的呼吸急促。在我的脑中我回到了那间咖啡馆,坐在角落里,重温了一遍我们的对话,就是我们发现彼此有那么多共同点的那一次。他不单单是在附和我,编造出一个假身份。他从一开始就说自己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说他的母亲是一位老师,说他养过一条金毛。他这样说是因为早就了解过我。

我伸手捂住嘴,恍惚中感觉手在颤抖。

俄罗斯人不是靠运气,他们很周密。一切都是计划好的。那根本不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我就是他的目标。

第一时间更新《按需知密》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