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

——亚当·斯密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城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低薪的、没有保险的穷人:都表明一种集体性的意志的失败。这些病症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怎么谈论出了什么问题,更别说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些事情完全错误。即便美国在阿富汗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中投入几百个亿的预算,我们还是对所有为社会服务和基本建设增加公共开支的意图,感到烦躁不安。

要理解我们陷入的这个泥坑有多深,必须首先衡量我们所面临的变化的广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都变得不那么不平等了。由于有了累进税、政府对穷人的补贴、社会服务和对极端不幸提供的保障,现代民主正在摆脱极端的富有和贫困。

可以肯定,大差别还是存在的。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更加多样化的南欧社会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大西洋世界的英语国度和大英帝国,仍然继续反映出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别。但是,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愈来愈不能容忍极端的不平等,开始运用公共供给来弥补私人的不足。

在过去这30年中,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所指有所不同。最极端的私人特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重又在美国和英国出现:这里是热心于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尽管彼此远隔的国家如新西兰和丹麦、法国和巴西都时不时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英国和美国,30年来始终专心致力于瓦解几十年来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监督。

2005年,美国21.2%的国民收入属于国民中1%的人口。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一个普通通用汽车公司雇员的66倍。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他一个普通雇员工资的900倍。事实上,沃尔玛创始人一家的全年收入,据估计(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1.2亿)的总收入。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机遇来说,英国现在也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扣除税金、保险费后的实得工资的不平等,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年到2007年之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后果很明显。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英国和美国的儿童很难指望在出生环境的基础上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未充分就业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的累赘。焦虑和压力经常接踵而至,更不必说疾病和早逝。

收入差距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因此,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美国和英国与收入密切相关,而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这两项指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信任,亦即我们对同胞的信任,也和收入差距呈负对应关系:1983年到2001年之间,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不信任程度明显增加,而正是在这三个国家中,不受管制的追求个体自我利益的原则经常被应用在公共政策上。别的国家中,找不到类似的相互不信任的增长。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平等也在塑造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一个人长寿和健康地度过一生的机会,与其收入密切相关:富有地区的居民可以期望活得更久、更健康。美国更贫穷的州的年轻妇女,和她们在更富有的州里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不受欢迎的区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国内较富有地区的人从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至于那些仍在上学的穷人的孩子:他们的相对表现较差,分数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更少,收入更低。

因此,不平等不仅本身没有吸引力,而且还和病态的社会问题明显相关,我们只有了解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才有希望解决它们。婴儿死亡率、寿命、犯罪、监狱人口、精神疾病、失业、肥胖、营养不良、未成年少女怀孕、非法使用毒品、经济不安全、个人债务和焦虑,在美国和英国比在欧洲大陆更加显著,不是毫无原因的。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瑞典和芬兰,按人均收入或GDP(国内生产总值)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它们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非常小——在可以衡量的幸福指标上它们也一直领先于世界。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美国在医疗上花大量的钱,但美国人的寿命还是低于波斯尼亚,只比阿尔巴尼亚高一点儿。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物质差异的影响,要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地位和商品的竞争逐步加剧;人们感觉出越来越强烈的以占有为基础的优越感(或自卑感);对那些处于社会阶梯下层的人们的偏见逐步固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劣势的病态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无管制地创造社会财富的恶果,确实是非常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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